二

由此反观清代的盐业缉私法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清廷极为重视对私贩的打击与防范，但较为忽视对缉私力量的奖惩。 为了防范和打击私贩，清代制定了许多相关法律条规。清初规定，“凡犯无引私盐（凡有确货即是，不必赃之多少）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二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斩监候，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道途引领秤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者，杖九十，徒二年半。受雇挑担驮载者，与例所谓肩挑背负者不同，杖八十，徒二年。”至清中叶，私盐更为活跃，清政府又分门别类，对灶丁、船户、盐商等加大打击力度。

在场产区，缉私主要是针对灶户的私产、私售和商人的重斤夹带行为。比如针对灶丁售私，清廷特别制定《灶丁私盐律》、《灶丁售私律》、《获私求源律》等。律令规定，“凡窝丁人等，除岁办正额盐外，夹带余盐出场及私煎盐货卖，同私盐法。”从产区到口岸的过程中，缉私办法主要通过各营汛、各地方官、各关津的巡查力量对商人所运盐斤及其它人所携带盐斤进行检查。

漕船夹带私盐问题，清廷也非常重视。他们规定:凡回空粮船，如有夹带私盐，闯闸闯关，不服盘查，聚至十人以上持械拒捕杀人及伤三人以上者，为首并杀人之犯，拟斩立决，伤人之犯斩监侯，未曾下手伤人者，发边充军。其虽拒捕不曾杀伤人，为首者斩监侯，为从流三千里。十人以下拒捕杀伤人者，俱照兵民聚众十人以下例，分别治罪。头船旗丁头舵人等，虽无夹带私盐，但闯闸、闯关者，枷号两月，发边充军。随同之旗丁头舵，照为从例，伽号一月，杖一百徒三年。

针对盐商贩卖私盐，清政府也有诸多法律条文加以限制。比如规定，“凡客商贩卖有引官盐，当照发盐，不许盐与引相离。违者同私盐法。其卖盐了毕，十日之内不缴退引者，笞四十。若将旧引不檄，影射盐货者，同私盐法。凡起运官盐并灶户运盐上仓，将带军器及不用官船起运者，同私盐法。”此外，在各盐区交界处，特别是邻私严重的地方，设立关卡检查过往人员，防止邻私渗透。简言之，清代缉私方法涉及食盐生产运销的各个环节。

除上述条款外，清政府还制定了许多直接打击枭私的法定。据记载，清廷先后颁布有《豪强贩私律》、《武装贩私律》等，规定枭徒贩私，一经捕获，非斩即绞。如《豪强贩私律》规定，“凡豪强盐徒，聚众至十人以上，掌驾大船，张挂旗号，擅用兵仗响器，拒敌官兵，若杀人及伤三人以上者，比照强盗已行得财律皆斩。为首者仍枭首示众。其虽拒敌，不曾杀伤人，为首者依律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若止十人以下，原无兵仗，遇有追捕拒敌，因而伤至二人以上者，为首者依律处斩；下手之人，比照聚众中途打夺罪人，因而伤人律，绞。”同时还规定，“凡兵民聚众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兴贩私盐者，不问曾否拒捕伤人，照强盗已行得财律，皆斩立决。若十人以下，拒捕杀人，不论有无军器，为首者斩，下手者绞，俱监候。不曾下手者，发边卫充军。其不带军器，不曾拒捕，不分十人上下，仍照私盐律，杖一百，徒三年。若十人以下，虽有军器，不曾拒捕者，照私盐带有军器加一等律，杖一百，流二千里。”

另外，清廷还经常采取法外用刑的办法，来打击私贩。比如嘉庆时期，就有规定对所获粮船私贩处以烈日和暴雨下枷示河干的刑罚。简言之，清廷对私盐犯罪的惩罚极为严厉，也极为细屑。

三

对于任何一个系统，激励机制都是很重要的。只有奖惩结合，才能全面发挥作用。清廷并非不知道这一点。清代缉私例有考成，量多则赏，失察则罚。如康熙十五年题准，官员该管界内，有本官衙役私卖者，本官不能察觉，别经发现，革职。其军民人等在伊界内私卖，不能察觉，别经发现，降三级调用，兼辖官降一级，罚俸一年。又凡兵民聚众十人以上，有军器兴贩私盐者，失于察觉，将失事地方专管官革职，兼辖官降二级，皆留任，限一年缉拿，获一半以上者复还官给，否则照此例职革降给。至于奖励，则规定专管官一年内拿获十人以上，带有军器大伙私贩一次者，记录一次，二次者记录二次，三次者加一级，四次者加二级，五次者不论俸即升。后来政策有所调整，比如两淮先是规定拿获私盐奖励一半，后来则改为全部奖赏。清代对失察私盐的惩罚非常严厉，连带责任面也很大，如对失察粮私案的审查，并不局限于破地区，而是彻底清查。“各省漕船倘有查出夹带私盐之处，应先讯其何地所买，除运弁照例处分外，沿途地方汛弁，俱照不行详查例议处，是以凡有粮船夹带私盐事发，讯明贩买地方，即行文武各省查取沿途失察文武职名。”

但问题在于，在实际生活中，这些对官员的奖惩条文并不能得到真正取得落实。 首先，清代缉私奖赏条例甚为笼统，执行时亦不认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兵弁缉私的积极性。清廷盐官派巡员弁兵役查私，公费薪饭向例多寡不齐，浮滥不一，而课其功绩，只每季限获盐数千斤，既不问其人盐是否并获，又不问其孰为首功，孰为协获，“以致买盐冒功”。据奏报，两淮行盐口岸，凡有缉获私盐，“例交获私之地方商店，按照市价卖时值八折给价收买，分别给赏充公，所收之盐听商店自行销售”，这显然是对拿获私盐兵弁的物质奖励，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于是，“不肖兵役往往收买零星私盐，捏报邀功，所得利赏已浮于买私之数”。兵役买私冒功现象极为普通，严重影响了正引的销售。 由于买私易行，缉私官丁往往“见枭而遁逃，惟恐不及，官府责问，则拿街上肩荷背负之小轻犯，不过贩盐四斤，沿门斗卖以资糊口者捐为枭，而捉将官里去，以塞厥责。而彼真正私枭，白书横行，莫敢谁何。”如此一来，既易蒙混，且一案功绩往往数营开报，尤为冒滥，因致“赏罚不明，人心怠懈”。有时他们还将缉私奖励视为应得之饷，“常川支领”。地方巡役也是如此，州县官惟知供其役使，并不严行稽考，以致该役等多藉巡缉为名，坐得私贩陋规，“几于设一处巡役，即添一处架护，甚有破案指拿，预为通风纵逃”。同时，据官员反映，“贩私例禁不为不严，缉私规条不为不备”，但巡役兵丁却不肯实力侦缉，盖因私盐拒捕之案的处分过于严格。向例，大伙私盐拒捕，照失察大伙私盐例议处，限满获不及半，降二级调用，如限内获半，专管官降一级留任，俟全获开复，兼统各官罚俸一年，如系小伙拒捕限内获不及半，并获犯过半，专管官仍照失察小伙私盐例分别降职罚俸等语”。但由于盐枭一般凶悍异常，见捕必拒，“从未闻有俯首就擒者”。一经拒捕，凶狠尤甚，势不能按名就缚。及至定案详办，而原拿官弁因犯未全获及获不及半，立干参处。是以派巡文武每见零星小贩，尚敢查拿塞责，及遇大伙枭贩，“未有不相率畏避，坐视其结伙成群，公然经过而不敢向问也”。兵弁甚至宣称，“且待透漏参官，或得侥幸于万一；不可捕枭罹祸，万难解免于一时”。 兵役拼死抓获盐犯，审案地方官畏惧失察处分，“往往大伙则审为小伙，预谋兴贩则审为一时凑合，起意纠拒之犯则审为受雇驮载”，严重打消了兵役的积极性，而枭徒则“益复有恃无恐，纵横无忌”。简言之，出现了“员弁因有拒捕严议之条而纵枭，私枭恃有拒捕严议之条而藐法，竟私法令特严于官而宽于枭矣”的情况。 盐枭被捕后，地方官常不立即结案，犯人供词游移，兵役常被羁留，或做证，或提审，“官弁兵役视获私为畏途，明知私枭在境，不敢查拿，枭贩因之愈炽，官引由是日滞，最为近日大弊”。另外，定例获私给奖，无论巡役兵民，但能拿获枭贩者，即将所获盐货、车船、头匹全行给赏，盐斤许巡役兵民携赴就近官盐店内八折给价，所获车船头匹等项准该兵役等自行看管，不许承审衙门书役勒索分肥，定案之日即准自行变卖”，但由于到后来地方官并不立即结案，又不准先行变卖，“先令解官查验，并不听其自行看管”，时间一长，往往舟车率至朽坏，头匹不免倒毙。该兵役等豢纵私枭可得厚利，拿获巨案并无奖赏，“何肯冒险擒拿”？ 对官员所进行的私盐活动，虽然盐法中所规定的处罚严厉，但被发现的可能性不大，私枭虽然严惩重，但由于凶悍，不到万不得已，地方官不会抓捕。“其实在巨枭窝囤，每借口人众势横，猝往擒捕，易于酿事，遂各置之不问”。加之官员平时对缉私漠不关心，待其结伙兴贩，水路则联樯携械，陆路则百十为群，既已人数过多，自觉查拿非易。结果反而使得若辈以为谋生得计，“因之人人效尤，恣行无忌，私贩之多，实由于此”。 李澄描述两淮盐枭的嚣张气焰时说:“向在乡镇，见私盐百余石络绎而来，每数石则一人执双刃导于前”，兵役见之，亦无可奈何，甚至“俯首乞怜，以索规费”。究其原因，“非兵役好玩法也，纵之无死亡之罪，捕之有性命之虞，焉肯身蹈白刃，受寻常之奖赏乎？”故而小贩易获，大贩难获。况且，官私早已勾结，大贩于买私之初，先向来路言明，“势不攀连以自坏道路，故凡就获者皆甘心受刑，不肯吐实”。至于火伏簿册，皆系做定，更难稽查。他不得不感慨，“盖犯法之人，其心齐于执法之人也”。

走私的发生，是因为盐枭考虑到犯罪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如果法律的威胁使人感到实施犯罪的成本超过收益，犯罪就不会发生。走私活动也是一种经济活动，从事这种活动的人较其它违法的人来说，会更多地考虑其支出的成本和所获取的收益。根据“激励的悖论”这一博弈论模型可知，由于清廷举措失当、重此轻彼，导致当时的社会为私盐贩违法行私，留下足够的利润空间。清代私盐的泛滥，自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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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曾仰丰《中国盐政史》（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佐伯富《清代鹽政の研究》（京都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版）、陈锋《清代盐政与盐税》（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方裕瑾《道光初年两淮私盐研究》（《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张小也《清代私盐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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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会典事例》卷七六二《刑部·户律课程·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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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批奏折》，道光元年二月十八日，两淮盐政延丰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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