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财富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是自贡盐业的低谷，先是清政府政策的倾斜带给整个四川盐业沉重的打击，整个行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败，而后的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更让四川盐业发展举步维艰。

但盐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远非其他商品可比，即使在这样多种不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川盐产销依然有利可图。只是此时的盐业经营不再那么简单，并不能沿用过去的生产模式，而是需要更灵活的手腕，更敏锐的商业眼光，更超前的市场决断。这些又恰恰是那些旧式盐商们所不具备的。在这样的乱世中，他们往往无力再继续经营自己的产业，只能将其转卖或租赁出去，适逢此时又有一批新生商人需要将自己手中的资本转化，以牟取更多的利润。于是在不知不觉间，自贡盐厂的归属便发生了更替。这些新生商人们似乎也更适应时局，在乱世中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积累更多财富的机会。

1937年抗战爆发，海盐生产被破坏，运道阻断，盐源迅速减少，全国逐渐出现食盐供不应求的情况，一些靠近前线的地区甚至发生盐荒。1938年3月，国民政府便要求四川自贡盐场年产食盐增加 15万吨。从 1938年起，自贡盐场便获得了迅猛发展，大批的资金投入到新盐井和天然气井的开凿上，自贡也再一次迎来了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就被称为第二次“川盐济楚”。

新式盐商登场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六月，在自贡的“全国国民节约献金”会上，盐商余述怀将平顶的瓜皮帽放下，双手撑在桌上说：“述怀虽长期经营井灶，但是现在仍感资金周转困难，不得卡嚓，国难当头，毁家纾难，义不容辞，决定捐款1000万元。”在他的带动下，自贡盐商们纷纷慷慨解囊，短短35天，便募得1.2 亿元之巨，在这场献金运动中，自贡捐款为“全国之首”。

一群盐商能在此时捐出数额如此巨大的一笔款项，显示了他们的豪气，也说明了此时自贡盐商的豪富。

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就对川盐产销大加扶持，对盐商复起井灶提供大额贷款。此时已广有资财的余述怀更是抓住机会，抢先申请复起了一批井灶，获得一笔巨额增产贷款，使其企业大为发展，将经营范围扩大到其他方面。

述怀出身农家，光绪末年他只是岳父酱园中的一名伙计。他为人精明，善于经营，在岳父酱园时就积攒了些许财富。宣统二年（1910年）他乘老盐号源昌枧经营不善之机，用自己手中的债权作抵押，取得了海流井18年的经营权，迈出其以盐发家的第一步。余述怀在开始经营盐业以后，立即用其高明的手腕在商场中赢得主动，生意越做越大，到抗战爆发前其身家就已经位居盐场前列。

抗战爆发后，余述怀在借此机会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同时，还让他在美国留学的长子厚钦，在加利福尼亚开设“天禄兴业贸易公司”，进口花旗参、手表、汽车等回国销售，获取厚利。

此时著名的自贡盐商还有熊佐周、侯策名、罗筱元、刘瀛洲等人。他们的发迹过程都与余述怀相似，如侯策名也是出身农家，同样由杂货铺伙计干起，20年代末期买下老盐业家族的产业走入盐场。

1938年“川盐济楚”初始之际，侯策名看准时机大量囤积盐业生产所需材料。其时局势混乱，货比钱贵，在此时借贷整套锅炉设备的钱，到抗战结束时只需一块钢板就能还清本息。侯策名借这一记“以物保值”之策大赚一笔。

其后川盐销路大开，侯策名更开办全兴、中华两个运盐盐号，获利甚巨。到抗战结束时，其资产已达35万余元（以银币作值，其时银币与法币的比率为1比300万）。

刘瀛洲也在此时组织了“新兴运输公司”，购进汽车和板车，从事食盐和煤炭的运输。他还不断地引进人才。将自己的盐厂改造成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复旦大学毕业的邓燮康、邓宅华叔侄，留美归来的邓式曾，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的邓燮逸等，就曾先后担任了刘瀛洲所辖盐号重庆、宜昌、上海分号的经理。

40年代后期，刘氏企业已具有相当规模，职工人数上千，公司行号皆备，形成了一个集产运销于一体，兼有金融、保险、原材料供应、机械维修在内的大规模企业集团。直到1954年8月盐厂合入公私合营自贡久大制盐股份有限公司时，该厂产量仍占公司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今日贡井盐厂的重要组成部份。

可1945年抗战胜刚一胜利，国民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自贡的黄金时代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