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顶峰

同治六年（1867年），王朗云53岁生日，他设筵大庆，诸多朝廷地方大员都是他的座上嘉宾。云南兵备道、翰林院编修赵树吉为其撰写寿序；武英殿大学士、国史馆正总裁贾桢，工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翰林院修撰翁同和等列名拜寿；刑部陕西员外郎赵树宣，工部虞衡司主事赵熙亮灯参加祝贺。

寿筵上的王朗云好不风光，中国“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使得即使拥有大量钱财的商人也难以在社会上得到尊重。而此时，诸多朝廷大员的来贺，似乎也在表示王朗云不再是“商”而是“士”了，有足够资格在社会上受到众人的尊重与礼遇。

表面情况仿佛的确是这样，早在6年前，因为抗击云南农民军的进袭，王朗云就被赏赐了花翎，其后他又捐得了候补道和二品顶戴以及三代一品封典。

可像他这种捐来的虚衔并不能保护自己的身家，何况王朗云本人也并不避讳自己的巨额财富，并没有像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商人一样韬光养晦。他太招摇了，曾不断和官府作对，还指使盐工捣毁过水厘局。虽然他最后能凭借自己的财富脱身，但至少他和朝廷的关系并不融洽。也难怪后来丁宝桢会拿他开刀。

自贡盐商都是短时间内暴富，确实缺少一点世家大族的底蕴，虽然他们的财富和两淮盐商比起来毫不逊色，但终究只能带给他们片刻的辉煌。

两淮盐商，自来就是清廷的大金库，他们所累积的政治势力，远非自贡盐商这些后起之辈可比。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即以“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由，开始筹画“收复楚岸”。到了同治10年，曾国藩以“将应得厘银，多拨数或全数归鄂”为条件，要求划地分销，将湖北的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湖南的岳州常德二府划归淮南行销，其余地区行销川盐。到了光绪二年，又经户部议准，两湖全部复归两淮。“楚运停后，厂盐无处销售……井灶因之歇业”。加上根据户部整顿盐务章程，对咸丰以来的一些私井，进行了封禁，使井场烧户遭到重创，出现了“川省数十万贫民托此为业者，生机顿绝”的局势。

“四大家”的衰败

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以疏销缉私为由，先后在犍乐、富荣两大盐场创办官运局，实行官运商销，要将以往盐商手中的川盐销售权重新收归政府。这大大触伤了以王朗云为首的大盐商的利益，王朗云凭借自己与京官的关系，不断上访户部，都察院。

丁宝桢则以王朗云先前阻挠水厘之征未能惩办，现又一再控他办理官运，决定严厉惩办。于是将王朗云所有劣迹上报朝廷，引得慈禧大怒，颁下懿旨“似此持势横行，亟应从严惩办，着即先行革职，交丁宝桢提省确切审办，以示儆惩。”

王朗云得到京官密信通告，急逃他乡，流亡4年，直到光绪七年（1881年）才回到自贡，并在三年后死去。

“王三畏堂”在王朗云死后，由他的堂侄王惠堂继承。王惠堂远不及他叔父，他大肆挥霍，经营无方。在他主事期间，王家大修馆舍，修新枧宅第，耗费铜钱20余万串，承建承德堂大厦耗银十余万。王氏各房分权而居，各自只谋私利，公事不再统一，“王三畏堂”瞬间走入颓势，负债六、七十万两。

王惠堂之后是王朗云的孙子王星垣主事，此人更加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债务越陷越深。在他主事其间，族人营私舞弊严重，纷纷组织商号，有的仅出少量资本，有的占干股；向公堂井灶送卖货物，货劣价高，无不利市三倍以上。

后来虽有王达之、王作甘的一番作为，“王三畏堂”也一度出现起色，但奈何四川盐业发展已走进低谷，实是无法挽回。1928年，“王三畏堂”连本带息共负债105万两白银，被迫以大量财产作抵押，自此王家名实皆亡。

自贡盐商的衰落，内部子弟的不肖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外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才是根本原因所在。楚岸行销地域的减少致使川盐滞销，再加上自贡盐商本身花销的巨大，覆灭只在早迟之间。

光绪十六年，李绍棠开始主理“四友堂”。他是一个不修边幅但对抽大烟力求考究的人，无论何种场合，他都踏起一双鱼尾鞋，当地还专门为他特制了没有后跟的新鞋。他所抽大烟还不是云南的南土，而是专供宫廷使用的宫烟（印度红土，在上海改装过的鸦片）。每次吸烟时，总是三个手下用三支烟枪同时开烟。

在他做“四友堂”总办时，大做私生意，兄弟子侄竟相效仿，“四友堂”负债日巨，李绍堂的子侄11人都各有其私人的盐业企业。其后的李燮臣作总办时，同样也竭力经营私家。致使“四友堂”盐业日趋衰败。在李燮臣下台时（1899年）负债已达96万两之巨。本来的盐场巨富在此时已沦为盐场的破落户。

胡家、颜家也在相同的时间内衰败，到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四大家”已经完全销声匿迹，绝少再有人提起。

“四大家”因战而起，也随战而衰，“四大家”的败落，似乎并不单纯是经营上的失误。实际从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地区的那一天起，就宣告了一个黄金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