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随着产业的不断扩张和财富的膨胀，盐商们开始不仅仅满足于与当权者建立利益关系进而影响其决策，而是希望进入统治阶层，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同清朝的其他成功商人一样，扬州盐商也热衷于捐官。据统计，从顺治元年至嘉庆七年（1644-1802）先后有180个盐商家庭成员通过捐纳得官。⑽但这只是他们获取社会地位的一种捷径而已，盐商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改变自己商人的属性，真正进入到统治阶层。因此，他们普遍致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业儒仕进，通过科举的途径得到功名，反映出浓厚的崇儒情节。虽然现在无法确切地统计出有多少扬州盐商家庭成员成为士大夫进而进入统治阶级，然而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呈现出当时他们社会流动的一般趋势：平均盐商家庭经过两代或三代之后，即非原先同样的社会身份，多数盐商家庭达到小康时，年轻的成员就被鼓励从事学业，最终目的便是从政。值得注目的是，人数约三百或更少的盐商家庭，在顺治三年至嘉庆七年（1646-1802）间，造就了139个进士和208个举人。⑾这些进入统治阶层的盐商子弟，便成为了扬州盐商在政坛的一支重要嫡系力量，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自贡盐商同样热衷于捐官，王余照曾受赏二品顶带，“李四友堂”、“胡慎怡堂”的弟兄子侄几乎人人捐官，在民国初年军阀割据时代，也是想方设法去争取参议、顾问之类的头衔，其出发点当是为了壮大自身的势力，加强同政府的联系，以便在经营中获取更大的利益。特别是民国后期，盐商们积极运作，通过在地方议会、商会等组织担任要职，对地方政治施以了较大影响。不过，这同扬州盐商致力于进入统治阶层的努力比较起来，其理念和层次都显得更低了一些，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五

除政策运作外，盐商们还十分注意对舆论的营造和引导，借以树立自身的良好形象，并对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在这方面，扬州盐商与自贡盐商都有强烈的意识，只是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用现在的话说，扬州盐商是把文化作为其核心竞争力来打造的，而显然他们获得了成功，因为时至今日，仅仅“扬州盐商”这几个字就代表了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与当时的文化传播是如此的紧密相联，以至于有“清朝时期中国的重要文化就在扬州”的说法。扬州盐商中确有一批有真才实学之人，他们出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个人文化素养，喜好交结文人学士。至迟自十七世纪晚期起，扬州盐商便已经开始款待和资助士大夫，并逐渐形成风尚。他们揽才、引才、养才、济才，为文人、学者排忧解难，得到了当时名士的一致赞扬，一时“海内文士，半集维扬”。 ⑿自雍正三年起，马家的小玲珑山馆、程家的筱园、邓家的休园等就成为国家级的名士沙龙，定期举行文人“雅集”，并且有最丰盛的款待及优厚的报酬。乾隆初，扬州盐商还捐重金修建和资助书院，当时广储门外的梅花书院、三元坊的安定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等都靠盐商财力支持，浓厚的学术氛围逐渐形成了秩然可观的“扬州学派”。一本《扬州画舫录》的记录表明，十八世纪时长江下游的有名文人，只有极少数和扬州盐商没有关系，包括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画派也是在扬州盐商的支持和催生下出现的。两者之所以结合，是因为士大夫们能够从盐商处得到物质的帮助，而盐商们也可以借助士大夫们获得良好的社会名声。因为文人严格说来虽非统治阶级，但也是一支不可小视的正式的社会力量，正是凭借着赞助各类文化活动，无论扬州盐商其出身如何，实已被士大夫认可是真正的社会菁英，并进而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

与扬州盐商有意识的“养士”行为相比，自贡盐商们的目光则要短浅得多。自贡盐商中少有附庸风雅之人，他们追求及时行乐和穷奢极欲的消费方式，以“王三畏堂”、“李四友堂”为代表的大盐商们自恃家资百万，任意挥霍，纵情声色，贪图享受，以至当时就流传着这样的俗语：“三畏堂的马儿，四友堂的娘姨”，从中不难看出盐商们的生活状态。自贡盐商对文化的赞助，更多地体现在捐资兴学，以及对本地戏剧、绘画等活动的扶持上，其规模偏小，且不成体系，因此难以引起士大夫们的关注和共鸣。时至今日，当我们对井盐文化进行整理和挖掘时，发现并没有留下多少系统性的、反映当时社会形态的文化遗存，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自贡盐商制造和影响舆论更为有效的办法，还应当是出资兴办报业，民国时期自贡地区主要的报纸有四种，其中《自贡民报》和《川中日报》就是由盐商出资创办的。这些报纸代表着盐商们的利益，其宣传重点就是盐业公会的活动和盐商的呼声，他们关注国民政府的盐业政策，写下了大量的时评和报道，为自贡盐商奔走呼号，对当时盐业政策的制定施加了一定的影响。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