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大使”

抗战胜利，政府还都，高校复员，蒋梦麟应新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邀请，于1945年6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离开了服务20年的北大。两年后，随宋子文辞职而辞职。1948年，受命出任由中美两国政府新成立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从一个教育专家转而变成“草根大使”。

中国农村的破产是近代以来最突出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农村的一切资源特别是资金、人才大量向城市，向工业流动，中国农村的破产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严重影响了中国市场的开发，不仅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度关切，而且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自近代以来，中外各种政治派别都试图帮助中国政府拯救农村，复兴农业，然而由于种种机缘，始终不能成功。

至于蒋梦麟，由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学校长转而投身于农村复兴，初看起来不太容易理解。实际上，蒋梦麟对中国的农村、农业，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节。他虽然受过西方现代科学的系统训练，但他毕竟是从中国农村社会底层走出来的，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他对农村的感情自不必说。而他对中国农村现状与问题的认识，似乎也较一般的留学生要高得多。他很早就知道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所以留学之初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科，以为只有改进了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所以，蒋梦麟出任“农复会”的主任委员决不是偶然。

农复会在大陆期间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成绩，它的主要成绩还是随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后来之所以在农业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一个公认的看法就是蒋梦麟领导的农复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领导作用。

由于农复会的推动，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实现了孙中山早年所期待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利用政府的支持，完成乡村中农会的改组，使农会成为乡村居民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农复会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的财政支援，组织技术人员下乡，从事技术革新，使台湾的农业在产品结构、生产技术、产品销售等方面很快上升了一个台阶，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

在蒋梦麟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他走出象牙塔，经常风尘仆仆地奔走在台湾的乡间小道上，据他自己说，台湾的每一个穷乡僻壤他都曾到过。蒋梦麟为台湾农村的复兴与发展身体力行，不仅受到台湾人民的爱戴，而且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1958年获得菲律宾政府颁发的“麦赛赛奖”。

节育问题:台湾的马寅初

随着台湾农业的复兴，人口也急剧增加，据统计，每年的净增人口就相当于一个高雄市，每年的粮食消费相当于台湾兴建的大型水库石门水库所能增产的粮食。这对耕地有限的台湾来说，无疑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针对这种巨大的潜在危机，蒋梦麟于1951年率先提出人口节育问题，但没有引起怎样的反响。至1959年，人口压力逐步显现，蒋梦麟遂在是年4月13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呼吁“让我们面对日益迫切的台湾人口问题”，提醒社会各界注意台湾人口增长太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与经济增长的平衡，主张节育，限制人口增长。

在具有浓厚传统思想影响的台湾社会，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依然是传统中国的多子多福，五世同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即便从台湾政府的立场上来说，偏安一隅的政府也比较期待广土众民，更何况那时的台湾当权者蒋介石念念不忘“反攻大陆”，需要大量的后备军呢？所以，当蒋梦麟的节制生育说提出之后，在台湾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许多人都反对这一主张，以为台湾人口增长太快，生产力有限，当然有压力，但这些反对者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期待政府早日回到大陆，故而需要提倡发展人口资源。甚者指责蒋梦麟的主张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教，以为蒋梦麟的节育观念是“基于个人快乐主义的邪念”，为“主张性交自由而以人为的方法或性交技术以遂其快乐”。一封匿名信警告蒋梦麟:“你如果尚有一丝人性的话，应自杀以谢国人，因为你胜过黄巢、秦桧、汪精卫之流，可恨，可杀！”

面对这些指责、诽谤乃至谩骂，蒋梦麟依然故我，不顾一切，他在稍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蒋梦麟“择善固执”的大无畏精神跃然纸上，故被一些研究者誉为“台湾的马寅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