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研究教育的专家，蒋梦麟素来重视教育之普及，很早就提出要随时随地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随时随地扩充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人物。根据这些原则，蒋梦麟当然格外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普及，总是期待更多的年轻人有深造的机会。

1911年之前，中国人自办的大学只有四所，1916年全国专科以上的学校86所。为了鼓励国人重视教育，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规定单设一科的学校也可称为某科大学，于是引起专门学校的“升格运动”。此后，国立大学既有增加，私立大学更是大幅度的扩容，一时间大学之发达，有如经济兴旺时期的股份公司。这些学校的设立，对于缓解青年学生的升学压力固然有好处，然而由于大学增幅太快，合格教师不多，教育质量低下，设备简陋，内部管理混乱，大学成为一些不良者谋财的工具，贻害无穷。

当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长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严重，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为了改变这种恶劣的局面，对青年学子负责。蒋梦麟在教育部长任内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取消单科大学的设置，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不合这些条件者，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于是从根本上遏制住滥设大学及以教育谋取不义之财的现象。

第二天，“九一八”事变爆发

蒋梦麟在教育部的整顿措施得罪了一批靠教育谋取私利的国民党元老如吴稚晖、李石曾，1930年11月27日，蒋梦麟被迫辞职。12月4日，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当时的北方，日本势力的威胁日益严重，北京大学也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支撑。经过蒋梦麟一番整顿之后的北大于1931年9月17日正式开学，蒋梦麟与全体师生都显得格外高兴。然而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空前的国难已经到了北大人的头上。

面对空前的国难，蒋梦麟和北大人似乎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决不会容许中国从容地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但他们在那个时候，却都又自然地感觉出一种新的兴奋，那就是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为北大的未来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的六年中，工作最勤，从未间断。甚至一向对现实政治极为敏感的北大学生，在这时也极少有游行示威抗议活动。蒋梦麟竭智尽能，镇静地指挥着北大，希望将北大这艘学问之舟平稳度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小心翼翼地在浅水中缓缓行进，不敢闯入激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当然，蒋梦麟的这种谨慎与怯懦是不同的。每当日本第五纵队伪装的学者到北大“拜访”时，蒋梦麟也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野心。

当长城抗战爆发的时候，北大教职员也设立一个伤兵医院，积极支援抗战。蒋梦麟个人更是与北平文化界领袖一起支持政府对日交涉，并身体力行利用自己的关系希望由英国出面安排中日停战事宜，为中国全面抵抗赢得准备的时间。对于学生的抗日热情，蒋梦麟也予以肯定和保护，但是作为大学校长，他认为，学生的职责所在就是求学，增长知识，为民族复兴和未来的建国保留读书的种子。所以，蒋梦麟在那时尽管自己不断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出面介入对日交涉，但对于学生放弃学业，进行游行抗议等活动一直反对。致使多年后，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北大学生谈到他们的这位蒋校长的时候，总觉得蒋校长不让他们“爱国”是不对的。其实，蒋梦麟的真实意思是希望年轻学子不要别生枝节，虚掷光阴，作无谓的牺牲。

“郭子仪第二”

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于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竟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但是，他们敢吗？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