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革去官僚气息与人事纠纷的想法不现实。大学院制的改革本来是要以教育家管理教育，使行政学术化，革除官僚习气，排除人事纠葛。然而，当时的中国官僚和党争严重，教育要排除官僚与党争又谈何容易。围绕中央大学校长人选所产生的纠纷即是典型一例。这一风波的兴起源于1928年6月10日，“国民政府任命吴敬恒为中大校长”一事。中央大学校长原是张乃燕，而现在被调为大学院多事。大学院任命吴敬恒为中大的校长。但事实上，吴敬恒并没有就职。后来大学院又下令，任命了自然科学院长和高等教育处长的人选。由于学校校长免职，“中央大学学生于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纪念周，提议正式校长人选问题，决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三人。学生全体对于校长问题任何人代理，均所反对。一致主张有正式校长长校”。中大教员也于6月12日召集教授会议，选举临时校务维持委员。后又发表校务临时委员会宣言，提出校长人选三标准，对于学生所提名的人选均不满意。可见大学院、学生、教员三方对于校长人选问题，意见分歧很大。

风波还不止于人选的分歧，张乃燕本人在解职一事上，对大学院组织的严密性提出了质疑。他在呈国府文中写道:“窃查大学院委员会组织条例，大学校长人选为委员会会议职权之一。乃燕为大学委员，关于此次校长之更调，事前绝未奉召集委员会之通知，或事涉乃燕，理当延避出席。然询其他委员，未闻经委员会会议之手续，突然调任，紧急处分，最可疑者，大学院在发表前项命令之日，同时即有正式函件致校普通教育处长，调某某继任高等教育处长，一一指定姓名。此等内部职司，依法应由校长选聘。今新校长绝无表示，而大学院已事先预谋，越权指派，更代若此张皇，分配又如是详密。”从张乃燕的呈文中，我们不难看出，大学院在两个方面的做法有违规定。一是大学校长的任免，照例是要经大学委员会讨论通过的。而此次更调，并未召集委员会。二是大学高等教育处及自然科学院长的任职，本为大学校长的职权，而大学院却代为指定，显然不合大学区组织条例。6月12日在国府会议上，“蔡院长以此事却有未合法律手续，自请处分”的做法，也证明了张乃燕的质疑确实存在。更加令人费解的是，在这样的各方争吵中，中大易长风潮又忽然暂告段落，“大学院令中大在新校长未定前，由张校长继续维持”。

此次中大更调校长，引起重大纠纷。我们且不必去分析其中各环节的原委，以及牵涉的各方利益，单就其忽而兴起，又戛然而止，即可知情形十分复杂，派别纷纭，各持己见，“其内容实非外人所窥测”。这一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即说明在学界高层的内部存在着诸多矛盾与分歧，甚至有学阀把持的现象。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阶级观念甚深，这种人事传统上的观念很难一扫而空。大学院试图革除官僚气息，排除人事纠葛的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次易长风潮虽然过去了，但形成了“民众早已痛心，社会妄多揣测，尤疑窦增生”的局面。

第四、实践证明大学区实行以来，只见其弊，却未收其利。这在北平大学区表现得尤为明显。自1928年8月北平设立大学区开始，即遭到北京各学校的反对。北平“各校当局，左支右绌，日惟应付学潮是务。而所谓学潮者，甲起乙继，此往彼来，题目无穷，有动无静。当局无一月半月之安宁，社会群众亦极感惶恐与厌恶。”以致“北平教育，有退无进”。而且“近年北平学界风气之恶化，可谓已达极点。终年均有风潮，口实层出不穷。学生不读书，教员不授课，在北平实为习见。各校学生中，终年包办各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挟少数势力以压迫多数同学，且复受师长之敬畏者，视十年前情形，又复变本而加厉”。这些言论决非危言耸听，而是当时北平教育状况的真实写照。北平本来有着雄厚的教育基础，此时却学业停顿，各种不良风气充斥其中，一片混乱与衰败的迹象，实在令人失望与惋惜。因此，“大学区试行一年，毫无成绩，党部群众主废止，学界亦不同情，而亦证明大学区制试验之无益”。

综上所述，大学院与大学区尽管在理论上杜绝了现行教育体制的诸多弊端，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事与愿违。事实证明了它的不可行性和太过理想化。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没有得到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最终失败也是在所难免了。在中国，教育与政治一直是纠缠不清的，将教育与国家的正统意识分开是十分不易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之所以能够在1927年推行，并且较少受到政府的干预，并不是社会政治进步的结果，只是当时在军阀混战的年代里，缺乏一个中央政府而已，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平衡局面。一旦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教育便又回到它的管制之下。所以说“与政治分离的，较独立的教育发展总是断断续续，步履蹒跚”。

大学院制虽然不幸失败了，但它在历史上并不是了无痕迹的，它毕竟为我们的教育行政模式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它所提倡的“行政学术化”、“学术研究化”的意图，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值得探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