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购器设局，自行制造”，达到“敌洋产”，“收利权”，解决军事工业的原料、交通、资金饷源的匮困。为此，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航运局、第一家电报局、第一个矿务局、第一家机器织布局、第一条铁路。从“自强”到“求富”，从仿造枪炮轮船到仿行铁路、电报、开矿、纺织，这就在向“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求富”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中国沿海的航运几乎全被外轮所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涌入内地，外国资本家还贪婪地觊觎着在中国开采煤铁矿产，经营铁路电报、兴办纺织等工业的利权，主权不保，利源外泄，是中国日益穷蹙的根本原因。李鸿章对此确有所见。他创办轮舰招商局，指出“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所见”（25），“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1877年筹办开平矿务局，也是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为了“开发利源”，和“免致外人觊觎”（26），他还曾力劝山西、台湾等省地方当局开采煤铁各矿，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人入股。对于纺织等轻工业，他也很重视，认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推原其故，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售价既廉，行销愈广。自非逐渐设法仿造，不足以历其利权。盖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省稍一分，庶漏危可期渐塞”（27）。为此，李鸿章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纺造布匹。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纺织企业，它的创办，开中国近代民族纺织工业之先河。

为“求富”而“争利”、“保权”，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这就在最重要的方面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而不是有害的作用。

四、改革教育、大量培养和选拔人才。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开展，各方面都需要适用人才。李鸿章认为要培养适用洋务的有用人才，改革育才用人制度是当时最为紧要的。他说:“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节省冗费，讲求军实，造就人才，皆不必拘执常例，而尤以人才为亟要。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28）

李鸿章通过考察中西教育制度，对西方的教育制度表示钦佩，指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29）；对中国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斥为无用且有害。他反复陈说:“试贴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小楷试贴，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30）为了培育有用人才，李鸿章认为最根本的办法是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把洋务、西学也作为进取的一格。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变通“考试功令”，理由是“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所以应“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31）。显而易见，李鸿章要求对封建科举考试制度作某些改革，把培养人才作为中国自强自立的根本，作为改革的核心，这一主张不能不说是具有远见卓识的。

为了办理外交和洋务，李鸿章最感迫切的是外语人才的培养。他说:“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有了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和外国人交接时，就可避免外国翻译的“偏袒捏架情弊”（32）。1863年，他奏请仿照京师同文馆成例，在上海、广东等地区增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此后，“天津、上海、福建、广东仿造枪炮船械之地，无不兼设学堂，风气日开，人才蔚起”。他强调在向西方学习时，重要的是要“觅制器之人”，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以优厚待遇，甚至还提出以功名和优厚的经济待遇鼓励士子们入“洋务”科馆学习，这的确是李鸿章的创举，是他的“洋务”思想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渗透和冲击。

1870年，李鸿章接受留学生容闳的建议，和曾国藩联衔专折奏准选派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学习技艺，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官费留学之始，也是对夜郎自大的封建清王朝的冲击。从1872年到1886年间，李鸿章等洋务派先后向欧美派遣了共计200多名留学生。按他们所设想的派员留学意图，是使“艺徒学名赴英、德观摩考察，探制作之源，窥操练、驾驶之秘钥”，“以期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33）。在当时还处于封闭式的、封建传统教育占绝对统治的自我陶醉的时代，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要求联系实际，实地考察，探求“秘钥”，“精通”各国制造、驾驶、水师兵法，操练成才，为国防“储备人才”的教育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是对愚昧、锁国的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