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很有道理，但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思考，就不难发现，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外交近代化的重要标志，有其合理性。因为，从当时清政府的实力看，想要取消这些条约，是不可能的。既然不能取消，就只能遵守，我们可以在按条约办事的原则下，不许侵略者享受条约规定以外的权益和特权，利用条约与侵略者进行合法的斗争。

“外须和戎”的条件是“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7）。封建统治者把“人民”、“土地”视为统治基础，只要不掠夺他们的土地，就不使他们感到致命的威胁。李鸿章站在这个角度上，对“和戎”很有信心，只要不是割让土地，其它敲诈勒索之事，就好谈得多了。

李鸿章身当外交要冲，并且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路线，不少人由此把李鸿章作为怯战乞和、妥协投降的代表人物。其实“外须和戎”并不是一昧地妥协投降，而是希望求得和平的环境，徐图“自强”，不断增强自己的势力与洋人抗争。“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18）必先存不惮用兵之心，而后兵不至于竟用”（19），“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惧而不敢遽尔发难”（20），所以“外敦和好，内要自强”，“明是和局而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21）。总之，和的关键是要“变法”、“自强”。

从李鸿章的对外交涉中，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李鸿章所主张的“和”，并不是消极的妥协投降，“和”只是一种手段，而且他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也表现了一定的民族意识。如在近代教案的处理上，李鸿章的排外性是较强的。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人们一般都认为李鸿章在此次事件中是退缩求和，指责他到处乞怜列强调停而不作丝毫认真备战。其实这有悖于历史的真实。甲午战争爆发后，是李鸿章第一个指出备战方案，第一个着手准备应战，第一个派出军队迎战日军，他麾下的北洋诸军一直是清军在各个战役中的主力部队。还如，在对待华工问题上，李鸿章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对外交涉，保护华工。当然，李鸿章在更多的场合表现为主和，如由日本侵台而引起的中日交涉中，在由马嘉理案引起的中英交涉中，在中俄关于伊黎的交涉中以及中法战争的前期，他都是主和的。并且由于他的主和，丧失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损害了一定的权益。但李鸿章的主和与琦善、崇厚之流的主和有根本的区别。琦善之流为了主和，不惜撤防驰备以媚敌，和议成后苟且酣嬉如故。而李鸿章的主和是为变法自强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他清楚，如果一味求和，“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因此，应“刻刻自强”。而洋务运动是一项全面地学习西方长技的运动，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整天陷于战争之中，哪有精力去自强、求富呢？所以维持和局是不得已的妥协，是中国推行近代化所必需的。另外，求和也是为中国的自强运动争取时间，为“后日张本”。因此，即使暂时“稍损国体，渐长寇志”，也是值得的，而且每次和议成后，李鸿章不仅没有松口气，而且大声疾呼:“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偿胆，力求自强之策”。带头兴办洋务运动，练兵制器，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从军事和经济上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这样的求和，无疑是从维护民族利益这个大局出发而进行的，同样是具有民族意识的表现。因为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并非只有战之一策，通过外交谈判，利用侵略者之间的矛盾是对敌斗争的必要手段和策略。

“外须和戎”的本意不是予求，拱手听命，但在实际执行这一原则的过程中，李鸿章较多的表现出消极、迁就、妥协，并且由于他的过分妥协，损失了中国许多不应损失的权益，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李鸿章是唯武器论者和战争失败论者，他的内心深处存在着惧外的心理，因此，当侵略者进行军事讹诈或把战争强加于中国时，不敢进行坚决抵抗。承认敌强我弱，战略上以守为主，这本不错。但战略上的守势不等于每次具体战役都以守为主。消极的退让只会束缚自己的手脚，助长敌人的气焰，酿成实战中的溃败。李鸿章的误国也正由于此。

三、大力发展工商业，增加饷源。

随着对西方认识的深化和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原料、经费等困难日益严重，李鸿章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有完整的近代工交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加强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提出改变传统的思维方法和生产方式，注重商务。”他在奏折中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22）“欲自强必先裕饷，欲huī＠⑤⑧饷源，莫如振商务。”（23）“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24）强调“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同外国侵略势力进行商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