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用其人。”（11）并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则可敛手。”（12）显然，中国要自强，要对付外国列强的欺侮，就必须“师夷”军事上的“长技”，这就是李鸿章改革军队建设的根本动因。因此，从1863年起，李鸿章首先为淮军各营聘请了外国教练，又去上海等地大批购置西方新式武器，装备淮军。但他感到“购器甚难，得其用而昧其体，终属扶制无具”。于是他开始在上海、苏州两地成立洋炮局，选雇洋员，仿制西方新式武器。李鸿章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改进和更新，淮军使用的洋枪由前膛炮换成后膛炮，洋炮由开花短炮换成长炸炮，再换成后膛炮。到1865年冬，五万多淮军“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13）。与武器装备的“西化”相适应，李鸿章在淮军的训练方面也尽量采用西法，途径有二条:一是请外国军官来当教官，一是培养淮军将弁掌握西法。通过采用西方新式武器和采用西法训练，淮军的战斗力大大强于其他清军，李鸿章曾这样夸耀:“敝军枪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

李鸿章在着手淮军西化的同时，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1864年，他要求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切实的整顿，还要求“屏逐”艇船、师船、仿立船厂，购求器械，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新式水师。他尖锐地指出:“惟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14）他为了“驭夷”、“自强”的需要，主张向“兵制”开刀。但是，清政府和清军内部积习很深，军事改革很难推行。到70年代，绿营兵仍有60多万，使用的武器仍是刀矛弓矢和抬枪鸟枪，内部腐朽不堪。1874年，李鸿章再次从必须改变“祖宗之成法”的角度提出“易兵制”的问题，对陆军训练和装备表示极大的关注。

除了对陆军进行整顿、装备外，李鸿章认为要加强海防力量，建立海军，将原有水师改为新式海军。他对建立海军比较重视，而且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他认为在以陆军为立国根基的同时，应强调海军的作用，因为自古设防之法，都必须水陆相依，以新式枪炮安定陆军，用铁甲舰、水炮台保护水面，只有兼顾海陆两方面防务，才是“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为创办近代海军作了积极的努力。1875年，李鸿章和沈葆桢开始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的创立。1879年，沈葆桢死后，海军之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一人。1881年，李鸿章奏请丁日昌为北洋海军提督，北洋海军初步建立，到1895年北洋海军已拥有军舰20余艘。为了适应海军的发展，李鸿章重视海军行政的改革。指出“海防二字，顾名思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慑敌情。鄙见外患如此甚急，时势必须变通，应请径设海部”。由于李鸿章等人的支持，1885年海军衙门正式成立。

1891年，北洋舰队举行了建军后第一次大会操。这时从建制、章程到海港、船坞、炮台、水师学堂等各方面设施都基本建设完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比较完备的海上武装力量。中国海军从无到有，李鸿章的作用不可低估。他运筹帷幄，广购战舰，建立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终于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到1888年海军建成时，有22艘舰船，总吨位达4万多吨，接近当时日本海军的水平，李鸿章实为中国近代早期军事改革的推动者，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外须和戎”，为改革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把“外须和戎”作为对外交涉的总方针。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对比悬殊。李鸿章认为:“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15）李鸿章比较客观地估价了中外军事力量的实际状况，承认中国的防卫体系落后。这是对的。但他过分地夸大了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外国作战，因为即使暂时胜利了，最终也难免失败。这种观点导致李鸿章不敢作积极的抗争，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他认为半殖民地的现实已无法改变:“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16）李鸿章认为，只要遵守“和约”，便可共处。有人认为李鸿章的按条约办事，是迎合了外国侵略者的侵略要求，心甘情愿地承认列强在华的非分权益，不敢有任何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