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我们就要结束这篇论文的时候，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由论文转而论人。应当怎样认识和评价陈寅恪？陈寅恪一生跨越三个时代，他曾是世家出身的清朝贵公子(胡适在民国初年认识他时，尚感到他身上有“遗少”味道)，又是早在本世纪初即已享誉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学者，而就其学术成就和方法看，陈氏更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界少有的，具有与世界学术水平对话能力和居于领先地位的优秀学者。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当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前夕，蒋介石、傅斯年曾多次电召、甚至专机接陈氏赴台湾，陈氏均坚拒不往。但在解放以后，由于对这一社会巨变所必然造成的深刻文化断裂，特别是对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现代社会中一系列巨大的政治、经济、思想、价值转变的不适应、不理解，因之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从其收录在《寒柳堂集》的诗篇可以看出，是颇为压抑和郁闷的。而他的最终结局，更是相当悲惨的。在“文革”中，他以年届八十的老病盲翁，横遭多次抄家和人身凌辱，卧病榻上仍被批斗，书籍手稿以至文物什器被抄掠殆尽，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以心力衰竭而辞世(逝世前数日陈氏曾述一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见《编年事辑》第171页)。

这种结局不能说不具有深刻的悲剧性。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惨剧，其直接原因，当然是极左路线的罪恶。但从个人方面说，这一悲剧结局的逐步演成，实也与陈氏本人所出身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背景具有深刻的关系。陈氏《元白诗笺证稿》中有这样一段话: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气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错综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气与旧社会风气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气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这一段话，很难说陈氏不是有所为而发的。又，他在早年作的王国维挽词序中说:

“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抨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陈寅恪早年与王国维同任教授于清华研究院，思想志趣极为相投，友情甚深。这一段话，我们亦未尝不可看作陈氏的夫子自况。

与王国维一样，陈寅恪生活在中国新旧文化交相嬗替激烈斗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时代。而综陈氏一生学术事业而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可以说比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任何人，都更加自觉和固执地坚守着传统儒家关于“士”的理想规范:砥砺气节，高尚情操，渺视荣禄，淡泊自守。正是由于这种“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陈氏一九六四年所书的一篇序文中曾这样自我剖白:“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氏晚年的思想和操守，以及他对中国固有文化的热爱，对传统价值的珍视。这种气节和操守，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真如凤毛麟角，实在是极为稀见的。

陈氏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中度过了他的一生，写出和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学术成果。但是作为一个在价值观念上恪守儒家传统的人物，他的生活悲剧，并不仅仅是个人性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悲剧。就其成就来说，陈寅恪是传统学术理性的化身。而就其不幸来说，他的悲剧更具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其是非功过，由于历史距离的过近，也许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所能作出定评的。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四日于古城求是书屋

(《陈寅恪文集》:一、《寒柳堂集》(附寅恪先生诗存)，二、《金明馆丛稿初编》，三、《金明馆丛稿二编》，四、《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六、《元白诗笺证稿》，七、《柳如是别传》(共三册)，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均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