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西方现代哲学者，常忽略或低估西方学术方法在本世纪内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就是由培根、笛卡尔以来重视知识论和逻辑工具问题，转变为重视语言分析问题。一位西方哲学家曾指出:“语言的问题和释义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思想的十字路口。”(P·利科尔《论解释》)这一转变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在人类所构造的文化世界中，恐怕没有任何事物比语言更重要。不仅一切关系于人类生存或价值的知识要靠语言传播和传递，而且人类创造的文化信息，事实上主要结晶或积淀在语言—文字系统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的秘密，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语言的秘密。文化密码的破解，取决于语言密码的破解。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化，常常指示着文化形态和风气的变化，而通过对语言深层结构——语义和语源的追索，又常常可以揭示文化演变的脉络。正因为如此，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语言学的诸部门——符号学、语义学、语源学和语用学，正日益受到人文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且渐有发展为领先学科的趋势。

清季朴学家囿于时代文化的局限，当然不可能如此高瞻远瞩地预见现代语言学的这种意义。他们所注重的，常常只是汉语语言现象中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大理论眼光，这正是清代朴学的根本弱点，也正是这种研究的琐碎性之所在)。但就陈寅恪而论，他毕竟已是二十世纪的学者，何况又学贯中西，所以尽管他主观上极力恪守朴学正宗的传统，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对传统朴学的藩篱有所突破。即使在微观的研究中，陈氏应用他所独擅的中外各种语言知识，在学术上亦常有过人的发现和创获。例如他根据匈奴名Huua, 指出汉语中历来词源不明的“胡”族之名即此音之转化。根据汉简中卢文的Cinstan(秦斯坦)一词，比照佛经，指出这正是印度和西方语言中称中国为震旦(Cinisthana)、支那(China)、秦斯(Chinese)的语源。但是，陈氏虽极精于审音考证，于无把握处却并不滥用这种方法。所谓“多闻阙疑”，是他在文章中常常言及的古训。例如他诠释白居易《阴山道》诗，对诗中“纥逻敦肥水泉好”一句，便指出“纥逻敦”一词殊不易解。按突厥方言固可推测“纥逻敦”为“kara-tunā”的对音，即青草地之义。但在指出此点之后，他却表明这只是“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表现出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前人论陈寅恪学术，在微观的知识上，多叹服其淹博。已故复旦大学陈守实教授在早年访谒陈寅恪后便说:“师谙各国文字。而于旧籍亦翻检甚勤，淹博为近日学术界上首屈一指之人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又郭沫若在《关于厚古薄今问题》一文中言:“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只偏重史料，……在实际上我们要超过他。就象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语中虽给陈氏戴上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帽子，但亦不能不承认其知识广博的权威地位。当世有一位史家曾说，史学界真正通读过二十四史者，不足十人。其中他所服膺者，以渊博论为王国维、吕思勉。诚然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中，王、吕无疑是两位巨子，特别是前者。但就某些方面而论，陈寅恪之精识则过于此二人。

但这种知识面的淹博，其实不过是陈氏学术的微观方面。所体现者只是他的“器”，而不是“识”与“道”。陈氏更重要的学术成就，是在宏观方面，得自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但亦应当指出，对微观问题的审辨和重视，正是朴学的一大特色。所以赵元任在论陈寅恪的同时，批评学术界的一种风气说:“你不把基本材料弄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必是不可靠的。”

晚近以来，国内史学界有所谓“史料”与“史论”孰重之争，有“以论带史”或“论从史出”之争。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史学中一些已纠缠数十年争不清楚的问题，常常是由于基本材料的不清或误解所致。那么就这一方面而言，朴学重视微观研究的传统，在今天就显得更其可贵了。

三

陈寅恪为王国维遗书作序时论中国现代学术，认为“可举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金明馆丛稿》)也就是说:一、用考古实物推证认识古代文化；二、用多元比较的方法认识中国文化；三、引入新观念，再认识和再评价传统文化。这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史学术的基本趋向。

就陈氏来说，他晚期治史学、文学的方向，则主要侧重于后两方面。而由这种研究入手，就势必不能不扩展为较宏观的文化思考。因之在这种研究中，除了传统的考据以外，陈氏更开辟了以诗、文、小说证史和析史的新领域。

综览陈集，其关于魏晋史的研究，已极广泛地取材于汉魏诗文、小说、佛经、内典以至五行杂书。不仅取材于中国，而且取材于异域。在陈氏之前，则这些材料每为治史者所忽视，或更因功力所限，难以涉猎运用。

陈寅恪在治隋唐史中，大量地搜采于唐人笔记、小说、诗歌。陈氏所著《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可以看作他所独创的、以诗文为主要材料探史析史的三部代表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一书，全书四十万言，是陈氏暮年双目失明后穷十年之力，完全依靠记忆口授著成。关于此书，曾参与工作的陈氏助手黄萱曾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沉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这部著作以明清之际的著名文人钱谦益与江南名妓柳如是的婚宦爱情为主线，考核述评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诸如复社事迹，钱谦益降清的背景与心态，郑成功复明的活动，柳如是的才志、气节、性格等等。其中大量史实都是陈氏首次钩掘于旧籍中而鲜为人所知者。然而更重要的还有一点，吴宓日记中有与陈氏谈话后所记云:“寅恪之研究‘红’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活动也。”(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记)吴宓是陈氏毕生的挚友，亦是著名历史学家。故此则材料对于理解陈氏治史旨趣具有重要意义。在研究陈氏这种宏观的历史方法时，我们应特别注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