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儒家对彼岸世界，对鬼神不感兴趣，其所关怀全在此岸，全在人世各种实际事务。所以，儒学本身不但不是宗教，而且对宗教颇具排斥的性质。孔子对知识的诚实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无可验证的事物采取存疑的态度，这种理智主义是同任何宗教迷信相矛盾的。不言而喻，依靠孔子儒学的固有资源，是绝不可能铸造出精微深密的宗教神学系统来的。这一点不但康有为做不到，任何中国人都做不到。

当康氏最初宣传其孔教的主张时，就遭遇了普遍的反对。不仅守旧派反对他，当时的官僚士大夫绝少有同情他的。甚至他引为同道的朋友，例如黄遵宪也不附和他。据梁启超当年给康氏的一封信上说:“孔子纪年，黄、汪不能用。……盖二君皆非言教之人”。[51]就是梁启超自己也不完全赞成其师之说。戊戌后且撰《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驳师说。

康有为的孔教主张既不能得朋友学生之无保留的赞同，则期望得大多数国人之拥护就更是不可能的了。一般地说，中国人不富于宗教心。但这说法不甚精确。稍微严格一点儿说，是中国的读书人较淡于宗教心，而这正是蒙孔子与儒学之赐。在一般下层百姓，则有多种迷信。因中国的读书人未曾为他们泡制出精微深密的宗教神学系统，他们就只好用实用主义态度对待宗教。他们拜观音菩萨，信因果报应；对水、火、风、雷诸神皆怀畏敬崇拜之心。因而一般人又称中国百姓是多神教。如果说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那么老百姓则对孔子、儒学亦“敬而远之”。因此儒学除敬天拜祖之类的观念而外，老百姓知之甚少。统治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是上述的各种迷信混合起来的多神教。康有为的孔教说完全不足以影响到普通的老百姓。由此可见，康有为的主张完全没有群众基础，其失败乃必不可免。

其次，康有为立孔教的主张不是按宗教家的方式，直接诉诸人心，情感，而是诉诸政治。这既表现于其创教动机，又表现于其创教的方式和途径。前面已多处揭示康有为以孔教救国的出发点，此处不再赘述。这里须着重说的是他向政府当道诉求，要求运用政府权力确立孔教为国教。这与中外任何创教者的活动截然不同。创教者都是活动于下层社会，深懔于人民的苦难，社会的危机，了解群众的精神需求，而直接叩击人群的心灵，绝无向皇帝、国王、总统、总理要求下令立教的。康有为在戊戌年诉求于皇帝，民国后诉求于北洋政府的总统、总理、教育部、国会议员等等。在群众中不立根基，指望政府当道自上而下地倡导，这倒是合乎孔子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主张。无奈，时移世易，况清末之皇帝无权无勇，民国之总统、总理等等皆为军阀所控制，像走马灯一样轮流上台下台。他们根本没有实在的权威性，不可能乾纲独断，令出必行。因此，在定孔教为国教这一点上，他们实在帮不上康有为的忙。

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即时代和形势使康有为的主张不能不归于失败。康氏登上历史舞台，正值改革与革命高涨的年代，中国人开始接受一些基本的近代政治观念，什么自由平等，信仰自由之类的主张已不是很陌生的东西了。特别是民国以后，这类新观念已变得相当流行了。康有为定国教的主张，本质上是将一种思想定为一尊，这是同思想解放的潮流大相悖谬的。他的主张在政治界已很少能得到同情者，更不要说知识界，新闻界、教育界了。而在宗教界，则更是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原有的佛教、道教之外，又加上自西方传入的基督教，都明白宣示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这当然也是促使康有为失败的一个因素。

康氏的国教主张确是受到西方历史的某种启示。梁启超说他是孔教的马丁·路德，是很了解其师的心态的。盖西方近代化的历程，确实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等几个大的历史运动过程。但这些过程在欧洲各主要国家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积聚和发展的过程，每一个运动都经历了一两个世纪的发展。如文艺复兴是14—16世纪，宗教革命是16—17世纪，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政治革命是18—19世纪（在英国更早些）。因此，每一个运动都曾经历了较完整的发展过程，达到成熟的阶段，收获成熟的果子。而在中国则不然。中国的近代化是在外力强烈刺激、震撼之下，骤然提到日程上来的。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思想启蒙、政治革命几乎都是同时如暴风骤雨，从天而降，都不曾有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的过程。因此也都不曾发展到成熟的阶段，遂以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而收不到成熟的果子。戊戌维新是如此，辛亥革命与立宪运动是如此，后来的五四运动也大体是如此。康有为从戊戌维新运动时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主张，中经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民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他一直为此奔走。而当时吸引广大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是思想启蒙与政治救国。宗教问题，根本不足以发生什么号召力。他的主张，他的活动受到冷落，受到否定，实在是理之所至，势所必然。至于萧公权先生说康氏的生活态度有缺欠（歛钱游玩、纳妾等等），实在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