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认为，孔儒学说，数千年来深入人心，化民成俗，最为人所尊信。因此，定孔教为国教是最正当的。

康氏说，“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42]，“数千年人心风俗之本皆在孔教中”[43]。所以，“中国数千年归往孔子，而尊为教主”[44]。康氏还以孔教与佛、耶诸教作比较，认为孔教优于各教，最适于中国之人心风俗。在1913年为《中国学会报》写的题词中说道:“人之为道，必有信从，而后可安可乐也。”“然则吾国人而求可以尊敬服从者奚在乎？佛言微妙矣，然澶漫多出世之言，但以罪福服蒙、藏人可也，施之中国人则未尽也。基督尊天爱人，养魂忏罪，施之欧美可矣，然尊天而不言敬祖，中国能尽废祀墓之祭而从之乎？必不能也。吾有自产之教主，有本末精粗，其运无乎不在之教主，有系吾国魂之教主曰孔子者，吾四万万人至诚至敬，尊之信之，服其言，行其行，通其变，身心有依，国魂有归，庶几不为丧心病狂之人。然后能人其人，道其道，国魂不亡，国形乃存，然后被以欧美之物质，择乎欧美之政治，或不亡耶，且由此而致强可也。”[45]康氏认为，孔教最适合中国，可以保国，可以致强。反映出他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有着强烈的政治动机。

这里有一个矛盾，康氏既认为孔子学说是宗教，且中国人已尊信两千余年。又何必再提议定孔教为国教呢？康氏认为，自西方侵陵，西教传播，西书浸滛，中国人对孔教信仰已被动摇。特别是在民国成立以后，甚至明确提出废尊孔。他指责:“近有废小学读经之议，有攻礼义廉耻之论，议员请废祀天祭圣，而有司禁拜孔子，明令各省，可悚可骇”。[46]除了针对这种废读经，仃拜孔子的现实以外，康有为还有一个更为基本的理由。他说:“各教皆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坚持其门户而日光大之。惟孔教昔者以范围宽大，不强人为仪式之信从。今当大变，人人虽皆孔教，而反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47]孔子之教，一向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本身说明孔子学说不是宗教。但康有为不这样认为。他看到了事实，却别有一番心思。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无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个关系孔教兴衰的大问题呢？康氏早在戊戌年第一次公开提出定孔教为国教的问题时就说到这一点。他当时提出的具体办法是:“皇上通变酌时，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公举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为分办，籍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48]遇有教案事起，“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为委员”与外国教会所派之人员商谈解决。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由孔子后裔，衍圣公领衔，组织孔教会，上达朝廷，下统各省府州县之分会。民国以后，康氏不再提议衍圣公领衔，而直接令他的弟子陈焕章出面组织起孔教会，专门致力于宣传定孔教为国教的活动。在其《中华救国论》中，他又提出一个略与戊戌年的主张相衔接的方案:即全国“遍立孔教会，选择平世大同之义，以教国民，自乡达县，上之于国，各设讲师，男女同祀，而以复日（即星期日——引者）听讲焉。讲师由公举，其县会谓为教谕，由乡众讲师公推焉；其府设宗师，由县教谕公推焉；省设大宗师，由府宗师公推焉；国设教务院总长，由大宗师公推焉。”此方案与戊戌年之方案之区别主要是: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前者最高教主由下而上公举，后者由衍圣公出任。此外，前者明定周日为礼拜和讲道之日，是更近似于西方的基督教。两者相同的是为孔教造成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用组织化的方式，使孔教成为宗教。康氏大兴孔教的一番苦心，良有以也。

四

人们皆知，康有为以孔教为国教的主张，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甚至成为不少人嘲笑他的一个话柄。

那么，他的主张和活动为什么会失败呢？对此，萧公权先生在其《康有为思想研究》一书中有两页多的篇幅加以讨论。他提出了以下几点:（1）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性的，因此大背景对康氏不利。（2）儒教是世俗性的，非宗教的。康氏坚持为儒教宗教化而不排除其主要为世俗性的特点是不可能的，是自相矛盾的。（3）康氏国教的活动不诉诸于人们的思想和热情，而诉诸政治，诉诸政府当道，是不得其途。（4）康氏本人生活态度不严谨，难以成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创教教主。[49]这些意见大致都可以成立。但论述中分析不很到位，也未指明上述各点间的内在联系。这里有必要再做一番深入的讨论。

首先，最重要之点，孔子不是宗教家，其学说本质上不具有宗教性质。现在国内外都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儒学是宗教。[50]我认为他们的说法都很牵强。不过，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这里详加讨论。我只能正面说明一下我的看法。

我认为，宗教有两个最基本的要素是决不可少的。第一，承认并信仰一个外在于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说彼岸世界。第二，有一定的组织，亦即康有为所说的，有信教、奉教、传教之人。这两个要素孔子与儒家都不具备。孔子及任何重要的儒家代表人物都不曾明确承认彼岸世界的存在，这是事实。孔子不言鬼神，不言死后事，对一切非实证的事物取存疑的态度，这非常类似于近代的实证主义。他对“天”，对祭天、祭祖都视为尽礼的一种行为规范。所以才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话。而对神本身从不说什么。这哪里是宗教家的态度？至于说到组织，则儒家只有塾馆，书院这种纯粹教育的设置，无论如何总不能把塾馆、书院说成是教堂，把那些教书先生说成是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