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战后接收，蒋介石最关心的是由国民政府垄断接收权，排除中共的参与，不使中共从中得益。为此，他一方面严令日军不得向国民政府军队以外之任何军队缴械投降，否则“得由陆军总司令下令以武力制裁之”；[56] 同时又提出“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争取投降日军的合作；对于中共参与对日受降的要求，则坚决予以拒绝。8月11日，蒋致电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57]

中共并不理会蒋介石的命令。8月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下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发出说帖并请转达其政府，称国民党政府不能在受降时代表解放区、沦陷区广大人民和抗日武装力量，解放区和沦陷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材，并负责实施同盟国在受降后之一切规定”。[58] 朱德还直接电令冈村宁次:“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59] 与此同时，中共部署各根据地“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60] 8月14日，中共华中局派扬帆和纪纲等前往南京，会见日军指定和中共联络的立花等人，出示朱德的命令，要日方就近向新四军缴械投降。日方答复说，根据规定，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投降，希望中共谅解。[61] 中共鄂豫边区行政公署亦派人以武汉解放委员会的名义进入武汉，向日军转交要求其投降的通牒，但日方同样表示不能向新四军投降，事遂未成。[62] 根据这些情况及国内外动向，8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63]

由于日本投降在一定程度上的突然性，国民政府从大后方调动军队前往接收徇非易事，国民党内多数人都主张，由投降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以便赢得时间，调动军队，完成收复工作。[64] 蒋介石基本上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在接收部署中首先利用日伪军控制收复区，以待接收。[65] 虽然在华日军对于投降并非心甘情愿，但投降既成事实，出于遵守盟军命令、顺利遣返回国的考虑，并因其反共的一致性，他们在听从国民政府命令、只向国民政府投降而不向中共投降方面，表现出相当的主动合作态度。还在日军向中方正式接洽投降事宜之前，8月18日，冈村宁次拟订《对华处理纲要》，原则为“首应使重庆中央政权容易统一”，“国共关系应由中国方面自行处理，但延安方面，如持以抗日、侮日态度时，则断然惩罚之”，所有武器装备器材一律移交给中央政府。他还命令日军，不但不接受敌方（指中共－作者注）任何要求，且必要时，断然采取自卫武力行动。[66] 21日今井武夫飞抵湖南芷江，接洽投降进行事宜。陆军副参谋长蔡文治指示:“由于何总司令奉蒋委员长命令负有全责，因此，除接受何总司令命令外，其他任何部队遇有要求解除武装或进行其他交涉者，贵军均可采取自卫行动，此等武装团体实属土匪之类。”[67] 27日，陆军副参谋长冷欣飞抵南京建立前进指挥所，他对冈村强调，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确保南京、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武汉、广州、香港等八个城市不出问题。[68] 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前后，何应钦又多次向冈村宁次强调:“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69] 投降日军对上述指示均表示遵令照办。

虽然投降日军对国民政府接收持合作态度，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日军占领区多数靠近中共根据地，尤其是在华北，中共部队在日本投降后不理会国民政府的命令，径自接收占领了不少地区，如河北70%、山东90%的县镇均为中共所占。为此，国民政府暂时保持了投降日军的原建制及其原有态势，令其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部队的到达。何应钦命令冈村宁次:“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70] 山西对投降日军的利用规模最大。阎锡山告诉日本人:“这次日本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不是军事上的失败。失败者的地位是暂时的，今后的问题是中日如何团结一致，抵挡北方。为此，希望得到你们比以前更好的合作。”他令其部下与投降日军达成原则意向:日军自愿者可编成部队，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上升三级，合同期两年，期满后由阎方负责归国事宜。[71] 据冈村宁次回忆，山西“最初先以甜言蜜语引诱士兵，然后以小队长等干部为对象。另方面，停战后我官兵的心理状态及军纪观念趋于动摇，官兵中希望离队留在中国者不断出现”。据估计，山西残留日军总数约2600人。[72] 省内各处“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这种情况使蒋介石亦觉“有碍观瞻”。他告诉阎锡山的老部下、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山西有利用日俘对共作战之事实，此种情事实属破坏国家政策，教敌人看不起，无论对内对外使主席不能负责（不但共党宣布，日人亦有正式报告，美方亦不谅解）”，要徐前往“办理送俘”。[73] 但直到1946年底全国范围的日俘遣返基本完成以后，仍有不少日本军人留在阎部参战。[74]

总体而言，在国共有关战后接收的竞逐中，国民政府利用其合法执政地位，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基本保证了对收复区各大城市的接收，并获取了大量的军事经济资源。但中共亦非一无所获，其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扩张，使其控制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与人口，实力大为增长，并因此而大大增强了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与自信。投降前的日军本为国民政府之对手，但投降后却因其合作态度，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政府可以利用的盟友，并有不少战犯逃脱了应有之审判。

五、余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国共日三方各有其对于当下形势和未来发展之判断与考量。由于盟军的强大攻势和压力，侵华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完成后，虽然又勉强发动了数次局部攻势，但仍不得不准备撤退应变之举，并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虽表现主动，但已无法改变其所处之总体被动状况；国民政府在稳固了对日军事战线后，局部战场的作战表现转好，开始准备反攻计划并有所收获，同时力图遏制中共的扩张；中共注意到战场形势的变化及其带来的机遇，制定了大力向南方敌后发展的军事战略和大力推动民主联合政府运动的政治战略，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就中日对垒而言，日本的处境在恶化，中国的处境正向好，中国的全面胜利已在期待之中。就国共对垒而言，国方的地位在下降，中共的实力在上升；国共均在准备战后争夺，但国方缺乏通盘明晰的考虑和计划，表现出多方面之弱点；中共则有明确的军事政治战略和战术，表现积极而主动。就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而言，国共合作对日，但国方重正规军事，中共重敌后蚕食；国方正规军事受实力所限未有重大进展，中共敌后蚕食则因广大空间而如鱼得水；日本仍视国民政府为其主要对手，军事压力与政治诱惑并举，同时亦不放弃利用国共矛盾以渔利，但国共双方均不屑于日本的“和平”诱惑。随着形势的发展，中日较量的军事意义在下降，国共争夺的政治意义在上升。日本投降之后，国民政府虽在战后接收中得到了投降日军的合作与支持，但并未能实现其遏制中共扩张之企图，中共有了较之以往更为有利的态势与国民党争夺中国的主导权。就历史发展而论，国共双方在对日战争中均有所得，但中共以其正确的战略战术而使自己的力量得以成倍地增长，成为这场战争最大的赢家，并在战后国共争夺中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国民政府虽赢得了对日战争，却因种种失误而输在战后之国共争夺，可谓先赢后输；无论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而言，最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日本成了最大的输家，以其无条件投降而最终结束了多年对外侵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