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重申发展东南的方针，提出“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赋予新四军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33] 10月3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发展问题，毛泽东认为今后主要的发展方向是南方。[34] 11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指示“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35]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于12月底由苏北渡江南下，统一指挥苏南及浙江的中共部队，开辟东南根据地，准备在抗战反攻时实现“破敌、收京、入沪”的任务。

在开辟东南工作的同时，中共在军事战略上还有更为深远的考虑与计划。10月31日，中共决定由王震率领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南征，在湖南衡山建立根据地。11月23日，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提出，可调一些人到广西广东去，中国的国土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36] 1945年3月王震部到达湖南平江后，中共中央又指示他们继续南进，在粤赣边与湘粤边建立根据地，并在胜利后依托五岭山脉发展，牵制国民党力量。[37] 随后，由张启龙率领的八路军游击第二支队（三五九旅第二梯队）、文年生率领的第三支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备第一旅一部），又在1945年6月从延安南下，成为王震部的后续梯队；广东东江纵队亦受命向粤西及桂东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命令八路军戴季英、王树声部，皮定均、徐子荣部分别南进河南，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五师北进河南，以平汉路东西两侧为发展重点；新四军四师向津浦路西的淮北地区发展；企望创立广大的中原根据地。

中共一向注意向日军敌后发展，尤其是在华北华中地区，但为顾及国共关系，对向国民政府军队占据的地区发展较为谨慎。日军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后，国民政府军队不断向后退却，多数被隔于平汉、粤汉铁路以西，而日军由于兵力所限，只能占领铁路沿线的要点，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中共南进发展的空间和机会，而较少担心与国民党发生冲突的可能。此时中共估计日本投降尚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中共完全可以在平汉、粤汉铁路沿线建立新的根据地，构筑有利于己的战略空间，从而“在河南及湖南、湖北筑一道堤，准备用这道堤堵住国民党从西南面冲来的反共反人民的逆水。”[38] 1944年12月26日，刘少奇与陈毅在给新四军领导人的电报中，谈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全盘军事部署的设想:“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如果是这样，则北面夺取陇海沿线的任务，应由华北、山东负主责，华中只担任配合责任。关于西面争取平汉沿线和武汉及大别山的任务，中央准备以入豫部队及四军五师划为一新的战略单位（由华北、太岳各地予以协助），湖南及两广各为一战略单位。”[39]这完全是中共着眼于战后的部署。同时，中共还希望以此控制东南沿海地区，配合计划中美军的登陆行动，获取美国的装备物资，并以自己向敌后的进军而与国民政府军队的退却相对照，获取宣传方面的利益，可谓一举多得。

中共的动向当然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高度关注。中共派兵向南发展的举措，被蒋介石判断为:“以倭寇为其掩护者，以沦陷区为其逋逃薮，一面推动寇军，进逼我军，扩大其沦陷区，乃可扩充其势力范围，对外则宣扬其所谓敌后政权地域之大，人民之多”。1945年4月7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报，研判战争情势，认为“对倭战局实有急转直下之可能”，为此他命令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于清剿各战区辖境内之奸匪，应针对目前情势，分别研究有效办法，务期集中主力于七月底以前，彻底剿除，以免妨害今后之作战。”[40] 5月1日，蒋介石向各战区发出极机密电，指示增加“剿匪战术”研究，“以剿匪手本为教材，同时研究奸匪近来惯用战法之对策。”同时下发《清剿沦陷区奸匪以利配合盟军登陆作战方案》，要求“沦陷区党政军彻底一元化，并就现行区分强其力量，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而利国军配合盟军之登陆作战。各地清剿工作，应于七月以前完成”。[41]

处于与中共对峙第一线的国民党将领对“清剿”中共军队的态度更为急迫。担任包围陕北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认为，河南形势尤其堪忧，“如果我们不动，则五个月后，一切皆非我有。无论美方对我军队整训如何之精，美国装备如何之好，也难打出去。”“应请中央下最大决心，对黄河以南，平汉路以西地区之奸匪，进行清剿。虽用很大兵力，用多少金钱，在所不惜，方能挽回这一局面。”[42] 5月18日，第十战区命令在7月底前肃清淮北淮南、豫南、苏北及长江下游之“奸匪”。28日，东南行营主任顾祝同将其所拟之《东南战场作战计划》呈交蒋介石，提出“各战区应以剿灭奸匪、接应盟军登陆为主任务，以保守根据地为副任务，针对实况，划分剿匪区，集结必要兵力，配合党政、地方武力、敌后游击部队及运用伪军，限制奸匪之活动区域，而逐次剿灭之。”蒋批示:“务于限期内完成任务，并将督剿情形随时具报。”[43] 因为国民党的举措，国共内战的阴影又在积聚，国共双方在陕北和浙江均发生了规模大小不等的军事冲突。

中共部队南进的行动，也使蒋介石不能不考虑战后的接收部署。他认为，中共“有力之部且由江北向江南浙西大量侵入，此其不仅为扰乱我军与盟军接应之计划，而其另一目的乃牵制我黄河以南各军，不能向华北前进也。故此时我国军必须准备有力部队向华北挺进，以直接打破其向南之各种企图也。”[44] 蒋介石对中共军事动向的判断基本准确，但他未能作出针对于此的有效部署，也缺乏实际可行之手段。蒋本计划在日本投降时，以傅作义部进军张家口，胡宗南部进军平津，力争封闭中共于关内。[45] 但因为国民政府军队多被部署在西南后方，向华北进军的路途遥远，又遭中共部队的沿途拦击，实现此计划并非易事。为了战后接收之需要，蒋介石还寄希望于美国援助。7月31日，他在与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会见时，就美军在华登陆及战后接收问题要求美方:不好承认中央以外之部队，应等待中央军队到达接防后，其任务始为终了。魏德迈提出在中央指定之接防部队未到时应如何处置的问题。蒋表示，此时美军仍须负责，不应发生问题。魏德迈又提出，万一时间太久，美军不能久待。蒋称此点必须坚持，一方面准备充分，空运特别注意，特别准备，只要美国态度坚决，共产党不敢有何举动。你现在最要紧帮助我的，就在增加飞机，增加空运。[46] 在战后接收过程中，国民政府确实得到了美国的大规模空运支持，但此种空运仍然只能使国民政府军队占据主要城市，而无法阻止中共在广大乡间地区的扩展。蒋介石还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承认外蒙独立和苏联在东北权益，获取苏联支持国民政府的承诺。[47]

就国共双方着眼于战后之争夺而言，国民政府着重于以其合法政府地位而争取盟国之承认与支持，同时极力限制中共的扩展，并不惜在一定程度上动用武力。但是，国民党缺乏与中共争夺的全盘、明晰的战略考虑与部署，尤其是国民党执政多年而致之贪渎、低效与无能，已经不能适应与中共争夺之紧迫需要。反观中共，对即将到来的与国民党之战后争夺，有明确的方针，切实之部署，有效之行动，表现出远见之战略眼光与高超之战术技巧。国民党亦承认，中共“目的在借抗战夺取政权，集中力量以谋我，党政军能协同，故指挥运用灵活，集散自如，企图积极，行动敏活，战术上采绝对攻势，无必守点线之顾虑，分散集结容易，能彻底集中兵力于一点。”[48] 经过八年抗战的实力增长，中共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与国民党争夺战后中国的领导权并战而胜之。虽然中共部署沿平汉、粤汉路沿线建立根据地，以拦阻战后国民党向华北华中发展之计划，由于派出力量之有限以及抗战胜利时间之提前而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的战略布局仍使国民党在战后接收中不能顺利运送军队至华北华中，保证了中共在华北华中的一定优势地位。

四、围绕战后接收之国共日关系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进入了最后阶段。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造成生命财产的巨大破坏和心理上的巨大震撼。8日，苏联宣布参加对日作战，百万红军随后越过中苏边界，进入中国东北。日本的战争机器受到同盟国的无情打击，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8月10日，日本政府决定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寻求结束战争的途径。但8月14日日本大本营仍然指示中国派遣军:“应随地击败来攻之敌，准备持久地对付苏美中，以期有助于帝国本土的全军作战。”[49] 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坚决反对投降，他认为“外电所传乃屈辱之和平，无异抹杀光荣辉煌之帝国，不但帝国臣民断难接受，在中国派遣军中据其实际情况殆绝对不能实行。”[50] 他还训示日军官兵:“抱全军玉碎之决心，势将骄敌击灭，以挽狂澜于既倒。”并有退向山东半岛，形成半独立占领区的方案。[51] 但是，日本面对的严峻形势已不容其继续作战。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日，冈村宁次致电日军参谋总长称:“派遣军拥有百万大军，而且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作战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之地位。以如此优势之军队而由软弱之重庆军解除武装，实为不应有之事。”16日，日本大本营指示冈村，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冈村遂不得不下令:“事已至此，下至每一士兵，均应忍其所难忍，迅速适应圣训。”[52] 中国战场的日军终告投降，中国政局发展进入战后以国共相争为主导的阶段。[53]

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命令，中国全境（包括台湾，但不包括东北）的日本部队，“应向蒋介石委员长投降”。8月15日，蒋介石致电冈村宁次，命令其“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速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54] 18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令其“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