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关“和平”解决之三方互动

在军事征服中国的前景已然黯淡之情况下，日本又开始重新考虑停顿多时之“和平”工作。[20] 1944年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对重庆的“政治”工作方案，决定主要的“和平”条件为:一、中国实行中立，促使美英军队撤离；二、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汪间之关系调整由双方直接谈判；三、废除日华同盟条约，另行缔结友好条约，对中国内政问题一概不予干涉；四、不变更满洲国现状；五、中国对日本的保障要求尽可能满足之，并允许派必要的兵力。12月13日又决定“在当地进行对重庆政治工作”。[21] 如果与战争初期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相比，此时由于战场形势的变化，日本开出的条件已不能不有所后退，明显表现在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态度有较大变化。但由于日军在中国战场仍然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此日本还不甘心完全退出中国，因而仍然坚持维持东北伪满洲国现状，并要求一定的特权地位。但是，此时的中国亦非战争爆发之初的中国，作为同盟国的一员，中国的战争目标已经不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态势，而是全面恢复甲午战后所失去的权益，收复东北与台湾，因此，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显得既不知己更不知彼。

与其坚持进攻四川的主张相适应，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对“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亦有不同意见。冈村宁次认为:“重庆已成为美国傀儡，且在全面战局对轴心国不利的现况下，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单靠外交谋略手段”，认为除用武力解决问题外别无良策。在日本政府决定接待汪伪政权立法院副院长缪斌到日接洽“和平”工作时，中国派遣军再次提出异议，认为缪斌不可靠，建议“不要盯在偶尔拾到的缪斌路线上，别认为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批判地去推行，而是应该确立根本的方案，开创适当而切实可行的路线去促进和平工作。”[22] 因为所处环境的不同，日本中国派遣军与政府和大本营在军事政治战略问题上屡屡出现分歧意见。中国派遣军自恃其在华军事上一定的优势地位，一味强调以武力解决；而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已经认识到全盘形势之不容乐观，企图重提“和平”解决，以为“本土决战”准备力量。在日本政府的决策之下，战争结束前夕的“和平”工作一度颇为活跃。

经日本政府之认可，1945年3月16日，缪斌抵达东京，向日方提出从中国全面撤兵、重庆政府还都南京等“和平”条件。这样的条件超出了日本所可接受的底线，因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于3月31日决议不予接受。4月3日，日本天皇面谕首相小矶国昭:“关于缪斌问题，曾分别听取陆、海、外三相意见，三人均表反对。可速命缪斌回国。”[23] 4月5日，小矶内阁为此总辞职，缪斌工作无疾而终。

在日本大本营进行“现地交涉”的指示下，1945年2月，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通过关系，与中国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何柱国建立了联系。4月，日本内阁决议:“在抽出兵力整理战线的同时努力促成停战”，“如能从局部停战导致全面停战则更属求之不得。”决定由陆军大臣负责，由中国派遣军“运用当前对中国战略优势，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24] 5月，何柱国的特使吴树滋向今井提出，日本应无条件从关内撤军，并通过谈判从满洲撤军。7月9日，今井专程到河南新站集与何柱国会见。今井表示希望与中国进行直接和平谈判，并间接表示了日军准备撤出中国的意向。何则表示，日中单独讲和无论如何也没有可能，希望日本明智而妥善地早日结束战争，从满洲撤走全部兵力自不待言，台湾等地也必须交还，而且这些条件没有更改的余地。今井闻之“犹如受到了雷击般地震惊”，“对于历史车轮飞速地转动和现实世界的严峻，感到不寒而栗”；感叹“过去我们日本人凭主观愿望的观测，是多么天真和自私自利”。在此情况下，今井认识到，此时以日方条件进行“和平”工作已经“是绝对行不通的”，“重庆首脑全体的思想是一致的。”[25] 日本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努力至此告挫。

在对重庆方面进行“和平”工作的同时，日本也企图寻求与国民党的对手中共建立联系，“作为对重庆的辅助措施予以利用。”1945年4月，日本大本营决定，“对重庆及延安（以防止赤化为条件）同时进行工作。”[26] 经过八年抗战，中共在华北和华中已经建立了广大的敌后根据地，有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发展出对付日军的游击战战略战术，使日军更直接地感受到处在敌后的中共部队之威胁。因此，日方多次寻求建立与中共的联系，通过某种安排，以缓解自身所受之压力，但均未成功。[27] 因为日本中国派遣军总部没有与中共联络的通道，他们不得不将正在南京监狱中服刑的前中共情报干部纪纲放出，试探通过他找到联络通路。[28] 1945年春夏之交，纪纲从南京到达江北新四军根据地，见到了中共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扬帆，报告了日本人的意图。华中局核实了纪纲的身份，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和日本人进行秘密接触，以了解对方的意图，但不进行任何具体谈判。6月，纪纲偕同日本军官立花（日军总部参谋处二科对共工作组组长）、原和梅泽，来到江北六合县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子，与中共代表彭康（华中局宣传部长，1920年代曾留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梁国斌（新四军保卫部部长）和扬帆会见。日方代表表示了奉命谈判“局部和平”的意向，但被中共拒绝。日方代表以为中共嫌他们身份过低而不信任他们，因此又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干部去南京，和日军总部首脑直接商谈，并表示绝对保证来去安全，甚至表示愿意留下作为“人质”，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意向。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方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全面的敌情参考，新四军军部决定派扬帆等到南京与日军继续接触。扬帆到南京后，首先会见了今井武夫。今井提出，日方希望在华中和中共达成局部“和平”，表示愿意让出8个县城，并且认为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有变化，希望中共将来能和日方合作，共同对付美英和蒋介石军队。扬帆向日方表示，可以听取他们的建议，并把意见带回军部请示，但是现在不能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同时阐述了中共的立场。其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以冈村宁次代表的名义会见了扬帆，表示可以先不谈具体问题，但希望保持联系。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保留了联络通道。[29]

日本在战争结束前夕与国共双方寻求“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即在寻求与重庆国民政府全面“和平”解决的同时，不放弃寻求与中共的局部“和平”解决，说明日本已认识到全盘形势对己不利，在同盟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其作战力量和战争潜力已有捉襟见肘、难以应付之感，因此希望尽可能从中国大陆战场脱身，以准备“本土决战”并应付苏联可能的进攻。但日本的不智在于，他们对自己在中国战场的军事力量仍然做了过高的估计，对战场大势仍然缺乏十分清醒的认识，对同盟国的战争目标也缺乏可靠的情报和准确的判断，还指望以基本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而“和平”解决中国问题，并坚持维持所谓日“满”华三方“共存共荣”的体制安排。殊不知在同盟国完全摧毁德日意法西斯力量的总体战争目标之下，中国此时的作战目标，已经远非恢复卢沟桥事变前之态势所可满足，也非收回东北所可止步，而是以收回甲午战后丧失于日本侵略的所有权益，包括收回台湾为目标。因此，日本所可提出的“和平”条件，在日方认为已经是“重大让步”，但在中方则不屑一顾，根本不可能接受，难怪今井武夫有“雷击般地震惊”之感叹。所谓时移势易，此时日本已失去了向中国提条件的资格与可能，而是中国将在战争结束后参加同盟国对日本的彻底清算。国共两方在战争结束前夕与日本的接触，主要目的均在“摸底”，并为己方谋求战争结束时之更大利益，而非与日方商谈什么“和平”条件，日本“和平”解决中国问题之企图不能实现自属必然。

三、着眼于战后之国共角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日军大势已去之情况下，中国内部政治情势的发展亦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是国共之争趋于激化和表面化，双方均在为战后角逐而未雨绸缪。

由于对日抗战而实现之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国共双方之诸多利益差别，始终处于某种不稳定状态之中。1944年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作战，一方面暴露了国民政府统治的重大缺失及其部分军队的不堪一击，引来了社会各界和舆论的广泛批评，对国民政府统治的稳固为一大打击；另一方面，以平汉、粤汉铁路为分界线，日军进攻后的中国大陆战场被自然划分为东西两大块，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位于此线之西，部分位于此线之东的军队呈孤立分布，从而在军事上暴露出重大弱点。中共敏锐地观察到此种情势变化，做出一系列政治军事部署，力求将此种情势变化引向与己有利之方面，增加自身实力，为战后与国民党必不可免之争夺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攻势，国民政府军队在河南前线表现甚差。5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报告中认为，“国民党太不行”，“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6月7日，毛泽东又在六届七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言时指出日军进攻将造成的四种变化，而无论哪一种变化均是以国民党大大削弱为结局，提出中共应在对日反攻中争取起决定作用。[30] 与此相适应，中共在5月举行的国共西安谈判中，就调整两党关系提出了新的建议，核心在要求国民党承认中共的政治军事地位，提高了中共在若干问题上的要价。[31] 随后中共又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表现出突破国民党统治既定架构，与国民党争夺战后中国政治主导权之意图。[32] 在这些举措之外，中共还在酝酿并实行军事战略的调整，企望为自己在战后的发展确立巩固无疑之主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