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作为抗日领袖的品性，是在与宋美龄结合后成熟的。

婚后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长达半个世纪中，相互促进、互补短长，走完了各自生命的终点。在宋美龄关爱、熏染下，蒋介石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他皈依了基督教。从此终生不渝，再也没有改变过信仰。1930年，蒋介石兑现了他求婚时的诺言，受洗成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夫妇俩每逢礼拜六，都要到教堂做礼拜。在日记里，蒋介石经常把发生的人生和家庭的喜乐，都归结为上帝的恩赐。

其次是品性。蒋自婚后，一改以往生活放浪、行为失控的劣性，在男女关系方面，堪称蒋氏集团中无可指责的典范。

婚前的蒋介石，在混迹十里洋场的时代里，花天酒地，私生活相当不堪。他除在奉化已有发妻并育有一子（蒋经国）外，不但拥有侍妾姚冶诚，还在1921年纳取了第三任妻子陈洁如。虽说旧社会里男人有三妻四妾属平常事，但对一个已有子嗣的人，再娶妻纳妾毕竟与色欲相连，属于私生活失检，所以当时的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瞧不起他。蒋介石有“好色”的积习。辛亥以后，他常“狭邪自娱，沉迷至久”。他在1919年7月24日的日记中说自己“荒淫无度”。为什么对自己有这样的考语？因为他常常有“见色心淫”的心理。当年3月，他途经香港，曾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的不良心态:“见色心淫，狂态复萌，不能压制矣。”当时他正与一青楼女子厮混，情意绵绵，后来虽断绝关系，但仍不改狎邪恶习，所以会对自己有此考语。不过，写管写，行照行。10月15日的日记云:“下午，外出冶游数次，甚矣，恶疾之难改也。”从民国史学者杨天石教授的著作所列1920-1926年蒋氏日记中有关自己好色的大量记载可知，他在惊艳宋美龄前后，一直在为自己的色欲与希图克邪之间，做自我搏斗。

1927年蒋宋联姻之后，蒋介石在宋美龄的柔情体贴下，真正改邪归正。在与宋美龄相濡以沫的漫长岁月里，蒋介石的私生活没有绯闻，比之那些手握重权的新旧军阀，实在值得称赞。

再其次，蒋自婚后，在饮食起居方面也一改以往奢靡，自奉甚廉。

据一位老同盟会会员张国淦的回忆，说他同袁世凯吃饭是“饱欲死”。袁请客大方，鱼肉满桌，且常往客人碗里夹菜，几欲使人“肚皮胀破”。同蒋介石吃饭是“饥欲死”。桌上只有稀稀拉拉几个小盘子，一个人都吃得完，他却万分客气地请你“吃吧，吃吧，别客气”，而他自己又不动筷子，别人怎么好意思下筷吃呢？“所以赴他家的家宴是活受罪！”而无论是位于峨嵋山红邨坪的蒋氏夫妇居室，还是蒋逃离大陆前奉化老家的蒋氏夫妇卧房，室内家具布置也都相当平常。

最后，蒋在军政举措中，也由以往独断张扬逐渐变为可以听取不同意见来改变统治手法。

蒋在婚前执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期间，独断张扬，招致了党内政敌的攻击。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中，指责蒋“取舍予夺，为所欲为”，“在南京僭窃以后，益复横行无忌”。这虽有派系矛盾、宁汉分裂的政治因素，但联系到蒋以往常有动辄易怒、打人、骂人、辱骂同僚、同事的习性，说他专横，为所欲为，确实切中了他处事方式的要害。

婚后，蒋力图修饬以往军阀专权的形象。1933年听取宋美龄意见，搞了一场所谓“新生活运动”，以“亲民”的姿态出现。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听取胡适等人意见，自1935年起，将一批银行家、报人和学者如张家璈、翁文灏、吴鼎昌、蒋廷黻等人延纳进政府，授以高职，造成一个“文官政府”的形象。在外交方面，受宋美龄影响，逐渐改亲日为亲英美路线。

蒋介石的这些变化，除了政治需要外，与宋美龄的关爱、熏染不无关系。宋不仅在生活上对蒋倾心照顾，而且在公开场合，以其端庄凝重、体贴入微，给蒋扎足了“台型”，造成了一对贤伉俪的公关形象。所以抗战初期，《申报》对宋有“相夫贤德”的评语。即使是当初反对蒋宋结合的宋庆龄，在1940年时也说过:他们“一开始并无爱情可言，不过我想他们现在已有了爱情，美龄真心诚意爱他，蒋也真心诚意爱她。如果没有美龄，蒋会变得更糟”。可以说，蒋介石的成熟和作为抗日领袖的品性，是在与宋美龄结合之后。就此而言，蒋介石离不开宋美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