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的概念在中国语境中是个褒义词，但在阿伦特那里则是个贬义词。此种群众既不是某个阶级的成员，也不是公民，“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49]当其他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麻木不仁、愚顽不化而放弃他们时，极权政党却将目标定在组织和争取群众之上，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极权主义运动使群众的力量爆发出来。这里的“群众”（mass），不同于阿伦特所说的“暴民”（mob），但二者也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支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50]显然，根据阿伦特的理解，阶级制度对于秩序的维系具有相当的价值，阶级结构合理与否不论，首先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所以一旦阶级结构崩溃，便会出现严重的后果。阿伦特的分析提示人们:人类从阶级秩序中解放出来将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似乎是所有主张人类解放的人都不愿看到的事。

极权运动中的群众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他们相信所效力的乃是一项千载难逢的伟大事业。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死亡都以玩世不恭或厌倦、冷漠的态度去看，“激情地倾向于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51]作为群众中的个人，其主要特点并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52]需要注意的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与“政治冷漠”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不是由于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渴望消极自由而对政治漠不关心，由此为极权主义上台提供了机会，她明确写道:“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53]而是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我们再次看到“多余人”的概念在阿伦特思想中的重要性——这样的个人暴露在政府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分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德国纳粹极权诞生于分子化社会，斯大林则通过消灭阶级差别有意识地制造分子化社会，从而完成极权化的过程。前者我们不妨称之为“原生型极权政府”，而后者则可以称之为“构建型极权政府”。极权统治者成功地激起这些群众的完全的忠诚，忠诚使这些原本孤独的个人感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5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同样可以如此说，极权运动实际上为这些孤立的个人找到了一种尊严感；而极权运动也需要尽可能多地将民众组织进它的架构，以便使运动状态永远地持续下去。

极权主义运动由于存在于非极权主义的世界中，因此它被迫开动宣传机器以对付外部的非极权世界。在极权主义的宣传中，事实遭到了极端的嘲弄，然而这却深受群众的欢迎。因为现代群众的主要特点之一正是“他们不相信自己的实在经验中一切明显可见的事物；他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只相信自己的想象……使群众信服的不是事实，甚至也不是编造的事实，而是一种他们在其中成为组成部分的系统一致性。”[55]群众渴望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人类历史的万能解释，这种反对常识和现实的态度，根源在于他们在精神上与社会上都是无家可归者，常识对他们来说此时已失去意义。

极权主义宣传的目的不是说服，而是组织，在极权主义夺取权力的过程中，组织和宣传相辅相成。极权主义运动创建了前锋组织，清楚地区分了党员和同情者。前锋组织象一堵保护墙一样，将运动成员与外部的正常世界隔开，同时，它也是极权世界面对非极权世界的门面。极权主义组织的特点在于“它可以无限地复制，使组织永远处于一种流动状态，使之经常可以插入新的层级。”[56]在这个组织中，领袖处于运动的中心，是使整个运动运行不息的发动机。组织的各个层次都奉行同样的信念:“政治是一场欺骗游戏，运动的‘第一条诫律’是‘领袖永远正确’。”[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