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政治作为帝国主义的手段，是通过一种传奇来完成的，帝国主义的“屠龙手”式的传奇[44]吸引了英国最优秀的子弟为其殖民事业服务。帝国主义在殖民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人，一是官僚人员，一是特务。帝国主义得垄望蜀，这种事业对他们来讲，就是一场伟大的游戏。游戏本身没有目的，只有个人的生命终止时，游戏才会结束，因此，游戏就成了生命本身。不是为了英国，也不是为了殖民地，不要追究为什么，只要去做，然后死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事业的奥秘。

阿伦特进而区分了两种帝国主义，即海外帝国主义和大陆帝国主义，前者类似于古希腊，后者则类似于古罗马。阿伦特指出，就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来说，二者大多分别起因于泛日耳曼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这样，大陆帝国主义实际上便以各种泛—运动为直接动力。海外帝国主义虽然具有反民族的倾向，却在殖民的同时给原有的民族国家的旧机制注入了新鲜血液，而大陆帝国主义则敌视一切既存的政体，它比海外帝国主义具有更多的反叛性质。海外帝国主义为暴民提供了充足的探险、发财、就业的机会，而大陆帝国主义“除了一种意识形态和一场运动以外，提供不出什么东西。”[45]严格说来，大陆帝国主义提供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一种归属感，而这在社会崩溃的当时已经足够了。极权主义政府只需唤起“神圣罗马帝国”或“神圣俄罗斯”的记忆，就能在日尔曼或斯拉夫知识分子中唤起各种各样的迷信。日耳曼化的中欧，俄罗斯化的东欧与南欧，成为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征服世界计划的起点。

与海外帝国主义相比，大陆帝国主义更具特点的是它公开地轻视法律和法律机构，统治依靠命令进行，无须证明其正当性，决策缺乏可预见性。并且，二者的关键性区别还在于它们最初的成功和失败都恰恰相反。大陆帝国主义“成功地组织起党派体系之外广大阶层的民众，实现了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敌视，但总是不能取得扩张的实际成果，而海外帝国主义在它疯狂而成功地迅速吞并越来越多的远方领土时，却在试图改变母国的政治结构方面从未十分成功。”[46]

帝国主义及各种泛—运动从外部破坏了民族国家的稳定，但是，民族国家内部结构的衰落，则肇始于一战结束以后。此时的欧洲支离破碎，在战败国更是如此，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无国籍者（stateless），他们和少数民族一样，没有政府来代表和保护，被迫生活在战后签订的《少数民族条约》的例外法律统治之下，甚至生活在无法律的环境中，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境况，在无政府、无法律的情况下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无国籍者的到来，造成了对民族国家的第一次大破坏，各国政府不得不应对大量的难民。民族国家由于没有能力向无国籍者提供法律的保护，遂将他们的全部事情交由警察处理，警察的数量和地位便开始急剧上升，他们还与极权国家的警察保持独立的外交联系，以便在处理难民问题时采取统一行动。其后果则是“实际上造成自由世界同极权主义国家的立法之间的协调。”[47]在一切国家里，最终只有集中营向他们提供生活的场所。

无国籍者的遭遇引起了阿伦特对启蒙运动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人权观念的反思。她用“人权的终结”来描述极权主义时代的情况。在她看来，法国人权宣言所倡导的人权之问题在于其抽象性。而事实上，抽象的人权不可能存在，离开具体的民族国家的保护，人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处于野兽般的自然状态，此时人的权利与动物的权利并无二致。纳粹把无国籍者最终送进集中营而心安理得，在于他们认为迫害的不过是动物，正如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生活的家园而曾经残酷对待前来游荡的野兽一般。这种对人权的抽象性进行质疑，显然可以追溯到埃德蒙·伯克，事实上，阿伦特对伯克的观点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她说:“伯克早就怕自然的‘不可分离的’权利只会确立‘赤裸的野蛮人的权利’，因此会将文明国家贬低到蛮族的地位。”[48]阿伦特遥承伯克，批评了对人权的抽象性理解，试图彰显的道理则是:人权与民族国家、政治社会是密不可分的，它是文明政治社会中的事物，人权不是个人生而具有的，人脱离了民族国家，便会成为自然的人，也就走到了易受攻击的危险地位，因为文明人迫害自然人，正如文明人屠杀野兽一般，可以不受良心与法的制约。这便为极权主义的问心无愧地迫害无国籍者提供了依据。

三、极权主义的实践:极权运动与极权统治

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的兴起以阶级社会的解体为前提，极权主义运动在本质上只能存在于“无阶级社会”。需要指出的，阿伦特所说的“无阶级社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随着阶级最终消亡而出现的“无阶级社会”不同，前者指的是阶级秩序崩溃的社会。一当阶级秩序崩溃，政党制度随即也开始崩溃，人们对原有的诸政党不再抱希望，此时政党背后原先冷漠的人群便转变为一群愤怒的无结构、无组织的人，这就是阿伦特所说的“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