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言之，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犹太人的生存环境便每况愈下，然而，如果仅仅在民族国家的制度范围之内，犹太人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还是有保障的，因为无论如何，民族国家以基本的人权、自由为基本理念，此时社会只是涌动反犹主义的情绪；而一当民族国家结构衰落之时，犹太人便真正地来到了刑场，被驱赶到一切风暴的中心，反犹主义遂由情绪、思潮变成了实际的对犹太人的肉体的屠杀。

2、阿伦特论帝国主义

在阿伦特看来，帝国主义的产生首先源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帝国主义阶段之前，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决策主要是由国家来进行，资产阶级忙于经济事务，“一方面是由于民族国家的政体不需要它，另一方面，它自己也缺乏对公共事务的兴趣”[30]。然而，当民族国家已经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时，资产阶级便试图利用国家来实现经济的目的。此时，商人成了政治人。阿伦特指出:“帝国主义应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权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31]阿伦特此言似乎是针对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32]这一论断而发。不过，阿伦特与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理路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剩余资本的输出是帝国主义产生的动因，只是阿伦特比列宁更强调帝国主义的政治意涵[33]。

就核心理念而论，帝国主义是一种“为扩张而扩张的运动”[34]，扩张本身就是目的。她指出:“帝国主义的中心政治观念就是将扩张当作永久的最高政治目标。由于它所意指的既不是暂时掠夺，也不是较长时间的征服后的同化，所以它在政治思想和行动的漫长历史上是一个全新的概念。”[35]在经济领域中，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要义。经济上多余资本的输出，迫使政府权力发输出。因为帝国主义时代之前十年，出现了急剧增加的骗局、金融丑闻和股票市场的投机，资本的最初输出，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转变为金融投机制度，用佣金利润代替生产利润，这种非理性化的投资，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乃是致命的打击，于是，民族国家被迫将政府权力输出，通过暴力的运用，以确保国外投资的“理性化”[36]。资产阶级坚信，钱最终能生钱，是因为权力作后盾，不是钱生出更多的金钱，而是人生出了更多的金钱。只有无限积聚的权力才能带来无限积聚的资本，权力就是政治的唯一内容，扩张就是唯一目的。与多余资本输出相伴随的，是多余人口的输出。就解决国内大量剩余人口而论，帝国主义被认为是医治国内问题的一劳永逸的方案，甚至以爱国主义的面目在国内出现。这些多余的人阿伦特称之为“暴民”，他们不是工人阶级，也不是民众，而是“由各个阶级被排斥的人组成”[37]。

帝国主义的政治家们煽动暴民的理论工具，则是种族主义。阿伦特写道:“从政治角度来看，种族不是人类的开端，而是终结；不是各民族的起源，而是衰亡；不是人的自然诞生，而是他非自然的死亡。”[38]

种族主义以种族代替民族，从一开始就蓄意破坏一切国界，这与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的精神是一致的。种族主义在欧洲内部有其意识形态生长的基础，在黑色非洲则有实践经验上的依据。阿伦特以非洲布尔人为例，指出“一切种族组织的特点就是无根。”[39]“他们没有力量将现有生活环境，转化为一个文明的世界，他们就只能在自身中发现最高价值。……种族主义……总是紧密联系到轻视劳动、仇视领土界限、普遍的无根心态，以及积极地相信自己是神特选的。”[40]布尔人极力逃避英国人带来的法律，习惯于在没有法律的地方生活，他们对土地本身毫无感情，他们利用黑人奴隶为他们劳动，并把自己设想成高于黑人一等的白人神，他们对种族世界有着由来已久的依赖，他们希望做其他种族的主人，而情愿退回到蛮族部落的水平。布尔人的故事首先表明:“种族主义在被帝国主义当作一种主要的政治思想之前，就已在白人和黑人的社会里被用作统治工具了。”[41]当白人来到黑色非洲大陆时，由于人数很少，他们便象布尔人一样，用种族的高贵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同时，只有根据种族这一自然的原则，对土著居民的屠杀才成为一件可以让人心安理得的事而不是犯罪，他们对付这些“自然的”人[42]，正如对付自然灾害一样，可以免受良心上的谴责。另外，布尔人的故事还说明，人类有可能不以经济的动机来生活，社会可以不根据经济原则而根据种族等其他原则来组织。这与极权主义的反功利本质可谓遥相呼应。

在帝国主义两种最主要的政治统治手段中，种族手段发现于南非，官僚政治手段则发现于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印度。“种族手段即逃避责任，使其中不再存在人性事物，而官僚政治是一种责任的结果，任何人对他的同伴、任何民族对其他民族都难膺此重任。”[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