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2月27日，英国政府机关移往香港，就在这一天，道光帝对不能收复香港负有直接责任之奕山等人严加训斥。道光帝说:“奕山等自派委办〔理〕夷务以来，已及年余，何于此事竟全无把握？自古用兵之道，无论或战或守，皆必确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称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须能守而后能战？祁＠②称为严防省城，大局似可无虞。又云香港无陆路可通，不敢谓遽能得手。似此游移无定，徒以坐拥重兵〔重兵坐拥〕，每月糜费军需三十余万，毫无裨益，何所底止！兹将〔再〕行申谕奕山、祁＠②、梁宝常会同妥议，从长筹划。若再徒托空言，支吾搪塞，自问当得何罪。”［④②］及至5月25日，道光帝令耆英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时，道光帝又谕耆英:“至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如已妥为豫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即著责成该将军一力筹办，毋负委任。”［④③］然而，此时浙东战事频频，耆英未能及时赴粤就任，不久，耆英参与江宁议和。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为收复香港所作的努力，笔者认为，道光帝尚能坚持国家、民族的立场，反对英国强占香港，并抓住某些机遇，不失时机地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是具有爱国心和一国之君责任感的表现。而前线将领未能有任何收复香港的举措，归根结底，是道光帝任用了一批平庸无能、阳奉阴违、妥协乞和之辈。

此阶段，闽浙总督颜伯焘曾奏请道光帝“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④④］，而道光帝仍一意孤行，不予理睬，不久，还将林则徐发配伊犁“效力”，这不能不说是道光帝的昏庸与偏见。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道光帝对琦善作了严厉惩处。1841年3月13日，广州汉军副都统英隆奉命押解琦善赴京，6月中旬抵京后，琦善解交刑部。道光帝“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并于8月9日发出上谕:“已革大学士琦善，著照王大臣等所议，斩监候，秋后处决。”［④⑤］对琦善的惩处，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

1842年6月英军攻占上海县城、伊里布照会英军乞求和议至1842年8月底《南京条约》签订为第三阶段。此阶段，道光帝由丧失收复香港的决心发展到最后允准割让香港。

如前所述，在1842年5月之前一年多时间内，道光帝一再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自6月起，由于广东方面将领对收复香港毫无举措，又由于战火已烧到长江下游，加上朝廷内外投降妥协人物的影响和左右，因此，道光帝对于收复香港的决心已经丧失。1842年6月7日，奕山在奏报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至逆船在香港情形，迭据水师提臣转据大鹏协禀报:沙山〔沙〕嘴之惩膺台、官涌之临冲台，已被该逆拆毁。复于裙带路、赤柱之上湾、中湾、下湾地方，随时修建营盘，兵房鬼楼马头等工，亦时有拆毁，并有前被火烧修复者。

又于裙带路、灯笼洲两处修建炮台，安设铜铁大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侦察甚严。复有汉奸在该处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其对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连泊。是该逆竟以香港为巢穴，而汉奸亦藉以为逋逃薮，奴才等现虽防守，刻刻不敢忘战，俟有可乘之隙，再当相机妥为办理。”［④⑥］对于奕山奏报的香港情形，道光帝在上谕作这样表示:“逆夷踪迹靡常，情形诡诈，著该将军等随时侦探，即行具奏，仍严密防堵，毋稍疏虞。”［④⑦］这里，道光帝只强调“防堵”，再也不提“进剿”、“收复”香港了。

6月21日，奕山奏折中提及“在香港裙带路造有夷楼五十余间居住，将原盖篷寮尽行拆去”［④⑧］。对此，道光帝在7月8日的上谕中说:“逆夷于香港裙带路地方，公然建造楼房，安置妇孺，显有久据之意。该将军等相度情形，（于）能于逆党聚居之处，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④⑨］这里，道光帝尽管注意到英国人在香港“显有久据之意”，但他没有令奕山“收复”，只是要求奕山“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

显然，在南京和议之前的几个月间，道光帝对改变英军强占香港这一现状已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英军强占香港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