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接到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至1842年5月下旬道光帝令耆英仍带钦差大臣关防赴任广州将军止为第二阶段。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军强占香港的态度是:反对英军强占香港，屡屡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并对对香港被英强占负有直接责任的琦善从重惩处。

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从广东巡抚怡良的奏折中得悉香港已被英军强占。奏折中称:“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该夷意以香港视为己有。要害之地为其所据，相去虎门甚近，片帆可至。”［③⑩］

道光帝得到香港被英军强占奏报当天，接连发出四道上谕:一是从严惩处琦善。上谕称:“现据怡良奏报:英逆盘踞香港，称系琦善说定让给，已有文据；并伪发告示，称该处百姓为英国子民。览奏殊堪痛恨！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著即革职锁拿，派副都统英隆，并著怡良拣派同知州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③①］二是令奕山到粤后一意进剿。上谕称:“英逆胆敢占据香港，出有伪示，不法已极！”令“杨芳怡良等先行防堵”，令靖逆将军奕山等“到粤后，惟有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设法擒渠，歼除丑类，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方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③②］三是“责成杨芳会同怡良、阿精阿、关天培、郭继昌等和衷商办，分头布置，加紧提防，倘稍涉疏虞，定惟杨芳等是问。”令杨芳、怡良“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毋使稍留余孽，致滋后患。”［③③］四是令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在浙江“迅加进剿，歼此丑类，务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讨而快人心。”［③④］

道光帝因香港被英军强占而在一天内连发四道上谕，有力地表明了道光帝维护国家领土香港不受英国强占的决心；上谕中要求前线将领“大张挞伐，极力攻剿”，表明了道光帝收复香港的决心。

自此起至次年5月下旬，道光帝为收复香港作了不懈努力。

此阶段，道光帝屡屡严令前线将领设法收复香港。3月6日，道光帝令奕山、隆文、杨芳、祁＠②等一方面“切实查明”英军强占香港的地域及香港的地理形势，一方面令奕山等赶快收复香港。上谕强调:“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③⑤］4月2日，道光帝得到杨芳关于“逆夷欲进省河，官兵奋力击退”奏报后，当即嘉奖杨芳，并令杨芳等将领“和衷计议，乘胜进剿，总须断其后路，四面兜擒，方可尽数歼除。

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逆夷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③⑥］5月11日，道光帝得到英军驻泊尖沙嘴［③⑦］及香港情形的奏报时，道光帝即向奕山等发出谕旨，称:“所有前经该夷占据之香港，并现在寄泊之尖沙嘴穿处地方，均著该将军等于进剿得手后，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③⑧］7月14日，道光帝得悉奕山等关于英人在毗连香港之裙带路修筑马路的奏报时，道光帝即发出上谕，强调指出:“香港地方紧要，岂容该夷久据？著奕山等不时密探，该夷在彼有无另蓄诡谋，作何举动，随时防范，无稍疏虞。将来如有可乘之机，必应将该地方设法收复，方成事体。”［③⑨］

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奕山等赶快设法收复香港，但奕山等人收复香港的军事行动毫无进展。8月1日，当道光帝获悉英船退出虎门时，道光帝又令奕山等设法收复香港。上谕称:“香港地方，系属中国土地，断不准因琦善有准给寄居之说，任其阴图盘踞。至汉奸通夷助逆，最为可恨！……前已有旨，令奕山、齐慎、祁＠②、怡良会商妥筹。祁＠②、怡良系该省督抚，尤属责无旁贷，其应如何收复香港，如何解散汉奸，务须和衷商办，斟酌万全，以副委任。”［④⑩］15日，得悉“飓风打碎英人房寮马头并漂没船只”消息后，道光帝立即谕令奕山赶紧收复香港。上谕称:“香港一带，该夷无可栖身，著即赶紧收复，暂时派兵看守。”［④①］

应该承认，道光帝抓住地利、天时之机遇，不失时机地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其动机是纯正的——不使国家尺土一民落入逆夷之手。然而，由于前线将领的昏庸无能，攻战不力，加上清军在其他战场节节败退，终使收复香港之目的未能达到。8月21日厦门失守，10月1日定海沦陷，10月10日镇海失陷，10月13日宁波不战而失。战场上的失利，使朝廷内外的投降妥协势力困扰和左右着道光帝。尽管如此，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仍不放弃收复香港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