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琦善对道光帝的谕旨阳奉阴违，对战事毫无布置。1月7日，英军破清军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得报后，立即发出上谕:“琦善著交部严加议处，仍督率调到各官兵，奋勇堵剿，迅奏朕功。”［①⑦］

尽管如此，琦善一味屈膝求和。在英军将攻虎门之际，琦善即于1月13日上奏朝廷，称:“粤东外洋，孤悬之岛屿甚多，此时即仍不准其给地寄居，其桀骜之情已露，势必内图进攻，外图侵占，而此间之水师，拒守尚不能力敌，若欲其于外洋占得之后，再图克复，实奴才所不敢轻言。

与其被该夷用强占夺，似不若示我皇上宽大之恩，俾知钦感。奴才遂不揣冒昧，就该夷致提臣文书，发给回文一件，允其代为奏恳，于外洋给予寄寓一所。”［①⑧］所谓“代为奏恳，于外洋给予寄寓一所”，实质上就是准备把香港给予英国。不过，此间道光帝还以为琦善是“权宜之计，佯允所请，暂示羁縻”［①⑨］，故对琦善未加予斥责。1月20日，琦善上《英人愿将定海交还沙角献出恳求香港泊舟寄居折》中称:英夷“愿将定海交还”，“并将粤东之沙角炮台献出”，作为回报，琦善“仰恳圣恩”，“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亦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奥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②⑩］。

同日，琦善又奏《目击英人无理情形万不得已量允所请折》和《英人书遵交定海沙角请于尖沙嘴香港寄居片》。对琦善上述奏请，道光帝即谕军机大臣严厉指出:“该大臣（指琦善——引者）冒重罪之名，委曲从权，朕已鉴此苦衷。惟该夷反复无常，既不将定海交还，复敢屡次开炮寻衅，若不加以兵威，安能令其畏服？现已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②①］与此同时，道光帝“派奕山、隆文、杨芳带兵赴粤剿办”［②②］。

在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议和之际，英军在1月26日强占了香港。而在北京的道光帝迟迟未得到这一信息。因此，在英军强占香港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内，道光帝仍谕令前线将领设法“进剿”，不使英军染指香港。2月15日，道光帝令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一意进剿”。上谕说:“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讨致罪，聚而歼旃，方足以伸国法。此间虽有交还之说（指交还定海——引者），难保非逆夷诡计，奕山等经朕命往督办，惟当一意进剿，无论该夷是否交还定海，总须一鼓作气，设法擒渠，断不可为其所惑，致误机宜。且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即使该夷将来畏罪交还香港，亦俟届时奏明请旨。此时惟有整我师旅，悉数歼除，是为至要！”［②③］

道光帝严令“一意进剿”，琦善却一味妥协求和。2月1日，琦善竟将义律照会与其奏折一并“冒呈御览”。义律照会中称:“现在事事既已说定，本公使大臣全赖贵大臣爵阁部堂诚信，知必如议于二十一年正月初旬以内，就行开港贸易。兹备公文咨会伯统帅，请即让还沙角、大角等处，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②④］

道光帝于2月16日见奏折及琦善代陈“照会”，即朱批道:“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按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②⑤］同日，道光帝发出“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②⑥］。

上谕还严正指出:“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邑，大逆不道，复载难容。无论交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可凭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义师，歼兹丑类，务将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②⑦］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国企图强占香港的基本态度，我们认为:道光帝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竭力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严正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对琦善的严肃处理和为防止英军强占香港而调兵遣将，表明了道光帝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的决心。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阶段的道光帝仍有昏庸之处。

如，1841年1月7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专办战守”［②⑧］，道光帝对此置之不理；又如，1月12日，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上《琦善难为主将折》，认为“琦善意主苟安”，“全无威略”［②⑨］，道光帝对此议亦不以为然。倘若道光帝能及时采纳万、唐两人的主张，那么，广东的局势必定大为改观，至少英军不会如此轻易地强占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