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深层的原因，乃是由于当时清政府无法从战略高度考虑海运，仅视海运为河运一种替补手段。由河运改为海运，从熟悉而受限制的内陆平地，一跃而变为瀚浩陌生但生机勃勃的海洋，这种转变会触一发而动全身，彻底改变传统社会中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并对农耕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无疑，这是需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远见的。

联系到当时社会风气的变迁、生态环境的恶化、吏治的败坏，以及英和、陶澍等人的精明实干，可知历史已经向他们提出了这种要求。但经过认真的考察，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并不能转化为可行性。“海运乃权宜之计”的思想，严重束缚着海运的进一步推行。反对海运者自不必说，即如支持海运者，也都存在这种思想。在有关材料中，笔者多次发现道光帝、英和等人对海运的态度，并非一贯积极坚决。正是由于他们无法跳出固守成规的老套路，极大地消减了海运持续进行的可能性。

通过具体分析，又可以找到如下线索:

其一，道光帝的保守和安于现状，是此次海运不继的最重要原因。道光帝为典型的守成之君，他心目中的理想是恢复康乾盛世，恪守祖宗法典。但乾嘉以来，国家承平日久，各种矛盾激化，清朝迅速走向衰落，道光帝为扭转被动局面，亦曾致力于改革，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无如当时风习治术，拘守成例，不敢稍有变通”，“然一齐终不敌众楚”[48]，而道光帝又往往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先紧后松，浅尝辄止，其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致使一些改革，如禁止浮奢、革除漕弊、缓解河工等等，最后全都走向失败。漕粮改河运为海运，是清朝近二百年来不曾有过的全局性变革，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作为最高决策者，道光帝只有坚毅果敢，力除阻力，才能取得成功，否则，瞻前顾后，投鼠忌器，注定要失败。海运的夭折，正是道光帝屈从臣下压力和“祖宗成法”的结果。

其二，漕粮海运，不由内地，不经层层私饱，必然要触及一些既得利益者。魏源说海运所不利之人有三，“海关税侩也，天津仓胥也，屯弁运丁也”[49]。这些人与整个官僚集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故而反对海运者历来都多，并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海运舆论，影响了政府决策。他们反对海运的口实，如海洋风大浪恶，津通收兑必难，海商经久难靠，漕运受制于商、有伤大体，难以持久等等，虽大多经不起仔细推敲，却颇有市场。相比之下，力主海运的下层知识分子如包世臣、魏源等人却权微言轻，影响有限。

其三，此年河工的持续好转，为恢复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对继续海运提出了挑战。经蒋攸銛、张井等人的努力，道光七年的河工紧张形势大为缓和。八月份，南河伏秋两汛，湖水叠涨，“存逾定志”，但由于修堤得法，山盱河坝、昭关车南中新等坝，“始终坚守”；而在此之前，豫东黄河屡次涨水，加上山洪暴发，两岸漫滩险情屡出，经严烺等人的共同防守，卫粮厅阳武19堡及北厅兰阳汛11、13等堡，也化险为夷，“普庆安澜”[50]。由此看来，此间河道情况较好，顶住了一次洪水的袭击，为道光帝的废除海运，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

其四，对于河运十数万运丁的安置，也是清政府不得不考虑到的现实社会问题。河运漕粮虽然弊端很多，但极能安置人手。清代的漕粮河运，每年约船六、七千只，每船所需运丁、水手及纤夫以20人计，“此中可容数十万人”[51]。运丁有卫所屯田，安置起来尚不太难，最要命的是数万名水手。清中叶，运河沿线的漕运水手，已经结成行帮会社；嘉道以后，他们更大多加入青帮。水手们以船为家，以运漕为生计，一旦废除河运，生计断绝，势必群情激愤，一触即发。事实上，道光五年，就因漕粮海运，在水手船帮中引发生了一系列骚动，其中潘安帮与老安帮发生械斗，“约计潘安水手先后共死40余人，老安水手死者数人”[52]。

此外，海运自身的一些具体细节问题，如对海盗的防范、海船水手的控制等等，都需要政府花费巨大精力和心血来解决。

道光帝停止海运，“其后各省岁运额漕，逐短少，太仓积粟，动放无存”，京师地区的粮食供应危机更加严重。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道光帝于无奈之中，又下诏复行海运。轮船出现后，海运更在股掌之中，故“无复运河之事矣”[53]。但时过境迁，到那时，各种因素及条件已经全然不同，方式与效果也就迥然相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