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澍接调令后，由水路赶赴江苏，并顺路视察河漕。六月二十日，他在清江浦见数万运夫挥汗如雨，加紧盘坝运米，漕运情况之艰难，超乎他的想象。陶澍在此拜会琦善，两人商定，派布政使贺长龄赴上海筹备有关海运事宜；他们还决定，由于现任上海知县武念祖才识平庸，“于办理海运不甚相宜”，将其撤回[10]。

漕运事关重大，为慎重起见，七月十日，陶澍借覆勘黄茆工程之机，由华亭赴上海，与贺长龄展开细致工作，“遍历江干”，议定水脚雇值及剥兑章程。二十日，陶澍召集众船商，“与约期冬归，受兑新漕”，发布了著名的《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在告示中，陶澍详细列举了海运对船主的好处:漕粮已兑，沙船不致等候；载米给价，不致赔累；任听放洋，不致掣肘；春初东风盛行，不患风涛；管运不管交，不患收米勒掯；准捎客货及前往奉天装豆饼，多有利润；奏请奖励，名利双收。他郑重承诺:“一切便宜，断不稍滋牵累”[11]。

由于措置得当，“商情颇形踊跃”，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三不像船数十只，计两次可以运米150余万石。不久，上海海运总局成立，以川沙同知李景峄、苏州督粮同知俞德渊为主管，并确定前往天津的随船交米委员为邹锡淳、河库道李湘臣、泰州知州王有庆等人。

八月中旬，琦善专程赴京口，与陶澍及贺长龄等人，对海运章程“逐条计议”。九月初二日，琦善等人上奏《筹议苏常等处漕粮请由海运并酌定兑收章程》，其兑收章程共六条:一、沙船运送漕粮，酌给耗米；二、漕粮无故缺损，令船主赔补；三、验米交米，专派大员经理；四、海运漕粮，饬沿海水师巡防；五、海运船商，分别奖叙；六、河运漕船，酌加调剂。他们还提到，所有海运水脚费，是由贺长龄与上海的牙行船户面议而定，届期漕粮上船后，水脚费将由上海道员潘恭常当堂发给，“克扣之弊，可期杜绝”[12]。

另外，浙江道监察御史熊遇泰为防止经纪刁难，奏请“派亲信大臣赴津验收监兑”[13]；直隶总督那彦成则要求仓场派员同经纪赴津，“候钦派大臣验明，斛收兑交剥船”[14]，道光帝均谕准，并命令届时派步军统领官兵，“沿途稽察”[15]。

海运议行如火如荼，但仍有人表示反对。左都御史松筠认为上海难行，御黄坝“仍应照常开放”。道光帝不为所动，指出此次海运确有把握，且与内河如出一辙，松筠所奏，“著无庸议”[16]。正是由于道光帝的坚持，反对派意见才没有得逞。

十二月初五，琦善等人再次上奏，报告此次海运所需商船已经全部雇好，并坚持海运应以天津交兑为竣事，万无再运通仓之理。奏章还中提到，川沙营参将关天培，“堪以委押头船只”；京口协副将汤攀龙，“堪以委押次运船只”[17]。此后，仓场侍郎百春奏《大通查米章程》，规定如何核查米质，以及商船自带商货二成，“由海关查明免税放行”，前往关东装豆，则“仍照例输税”[18]，明确了各自利益。六年正月初八，那彦成则奏明天津海运总局成立，并檄饬天津镇，预期随同照料[19]。至此，海运章程方面的讨论大体结束。随着海运的进行，以后又制定了一些补充性的措施和条例。

二、漕粮海运的实行及其善后

“烟开岛豁黄龙远，潮满神停白马看。指点扶桑云五色，日边好路近长安”[20]。此次海运，于六年二月初一正式启动。

海运的第一步是沙船受兑，沙船按载米州县，分别悬挂各色旗号，州县按色斛米，先在船舱铺席片等物垫底，装米后盖稻草以收潮气；每船另装样米一桶，盖贴印花，带津备验。兑竣后，开三联执照，记载详细情况，一给船户，一发州县，一交天津受验[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