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河漕受阻。协办大学士英和指出，要解决漕运危机，唯有“暂雇海运”，得到道光帝、琦善和陶澍等人的支持，于第二年将江苏漕粮全部海运，由此开始了清朝历史上的首次漕粮海运，但仅实行一次即宣告停止；直到二十余年后，漕粮海运才再次启动。因而，道光初年这次漕粮海运的利弊得失、是非曲直，值得思考。

一、漕粮海运的争论及筹措

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南移，南粮北运，成为历代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经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约300万石，供皇室、官员消费及八旗兵丁口粮，因而在国家财政中占据重要地位。清中叶后，随着吏治的腐败，漕政日趋败坏，交仓粮额日减，质量下降，弊端渐多，各种问题牵连纠葛，整个漕运体系成为一个大的贪污网，使得河运漕粮再也难以维系下去，从而使得海运在清代的漕运体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清朝前期，政府曾多次策划海运之事，但限于小农经济的传统思维方式，海运始终缺乏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尽管多次议而不行，但到道光初年，已具备实行海运的多方面有利条件:

运道熟悉。元明海道屡有变更，不利于航运；而到清代，路线清晰，商船往返关东、天津等处，习以为常，而且他们还掌握风信，故商船多为夏至前后放洋，海运危险大为减轻。

二、运输工具改进。江浙一带因沿海皆沙滩，多用沙船，该船舱底有甲板，船旁有水槽，其下有承孔，“水从槽入，即从孔出，舱中从无潮湿”[1]，是理想的运米船只。嘉道时期，这种沙船已有3500余只，可一次运输粮食几百万石。

三、海运漕粮有利可图。未装漕粮以前，沙船以由北而南为“正载”，贩运东北的豆麦等物；由南而北装载茶布之类，每不满载，谓之“放空”。为求航行稳妥，通常要在吴淞口取泥压舱。雇沙船运漕，官为给价，并允许携带商货，船主自然乐意。

道光初年，黄河淤垫，黄水倒灌，运道更坏。道光四年冬，清江浦高家堰大堤溃决，江苏高邮、宝应至清江浦一段漕船搁浅，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出现严重危机。监察御史查元偁上奏，请以上海商船买米运京，但被驳回。由于危机无法缓解，道光帝只好发布上谕，表明实行海运乃不得已之举动，“果系河流顺轨，漕船自可照常由内河行走”，他又指出，江南等地“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每年往来数次”，故而“海道尚非必不可行”[2]，他命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煜等人，讨论来年漕粮海运事宜。

不料孙玉庭、魏元煜等人惧于更张，最初以“海运涉险创行，殊无把握”，欲借黄济运；在借黄济运被否定后，又以“盘坝较之海运为稳妥”入奏[3]。孙玉庭请盘坝接运漕粮40万石，费银120万两；不久复请截留米100石，导致过黄之船，仅1700余只，不及总数的1／3，耗时却达两月之久。由于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即使每日穷昼夜之力，能催趱数十只，或百余只，计未渡之船尚多”[4]，漕粮已无法按期运完。

四月初十日，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指出在目前的严峻形势下，解决漕运危机的唯一办法，只能是“暂雇海运，以分滞运，酌折额漕，以资治河”。他归纳历次反对海运之人的诸多说法，相应提出了“四善”说:雇商分运，不致歧误；脚价从漕费拨出，无须另筹；准带商货，商必踊跃；洋面安静，必无意外。

道光帝对英和的奏疏极为欣赏，当即朱批“所奏各款，意在漕河并治，永资利赖”，再命魏元煜等人“悉心计议”[5]，魏元煜却说事关创始，“如蒙宸断，敕令施行，容臣再督饬司道详晰妥议”[6]，道光帝非常恼火，指责魏元煜首鼠两端，“意存推诿，殊非实心任事之道”[7]。道光帝命山东巡抚琦善前往江南查勘河工，并有意让他摸索海运。琦善将盘坝之情况如实上奏，道光帝得知几百万两银子化为乌有，大为震怒，魏元煜、孙玉庭等人均获罪遣。

为加强海运派力量，道光帝对江南封疆大吏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调江苏巡抚张师诚为安徽巡抚，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主张海运的琦善也正式出任两江总督。五月二十九日，陶澍上奏《筹议海运折子》，认为英和之议，“诚识时之要着，目前筹运之策，无逾于此”，但漕米改征折色，则会“需银而银不可得，闾阎之所骚矣”[8]，绝不可行。尔后，许多督抚如琦善、李鸿宾、杨懋恬、嵩孚、程含章等人也纷纷上奏，积极支持海运，并大都反对折色。道光帝权衡众议，最后决定将改折之议“概予驳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