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公平正义——平均主义的伦理准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道德型的，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伦理原则为绝对价值尺度，围绕“义利之辩”，力主“贵义贱利”，即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正其义不某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所思所议的主要不是致富求强之术，而是安邦治国之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被褒为高尚之举，理财求富、谋求功利被贬为不齿之事。在这种显然是公平优先、忽略效率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下，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成为对立物，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需要让位于调整生产关系的伦理需要。从而导致人们满足于“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所谓“公平”)的消极心理状态，形成了强固的“贫富相济、平均分配”的公平伦理法则。用这种传统的公平理念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往往被理解为“均富论”。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作过许多符合中国传统思维的理解和介绍，“有的较多地受到维护统治秩序的均平思想的影响，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反对过富过贫的学说；有的以民主思想为主，吸收并改造了劳动人民的均平思想，形成了主观社会主义；有的以农业小生产的均平思想取代了社会主义，要求平分土地，废除商品经济，回到自给自足的社会中去；也有的把绝对平均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一些重要的主张，但同时也始终未能摆脱小生产绝对平均主义的影响。”[34]把社会主义当作平均主义来理解和宣传的结果，使得“平均主义即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先入为主”，支配着人们的潜意识，并进一步延伸和扩展为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解的前结构”和评判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标准。

斯大林说过:“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产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35]某种意义上说，小农意识的本质就是平均主义，在历史上表现最强烈、付诸实践最彻底的就是这种小农平均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影响最深刻、流传最广的也主要就是这种作为农民小资产者普遍心态的平均主义。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起因、口号、行动和目标，都直接与“均贫富”、谋生存密切相关。可以说，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是将社会财产重新平均分配的运动。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一次又一次的平均财产的重复演习，使“均贫富”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心态和习惯，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深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道路”和“农民战争”为主要特色的，“这种以农业为主要经验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

由于农民“文化水准较低”，这制约着他们对西方来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意识(包括马列主义学说)的接受和应用程度，从而更多地保持着中华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更深刻地受“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和他们的认知结构，使得他们必然会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他们所熟悉的“天下为公”、“无处不均匀”的理想社会生活交融重合在一起，从而积极投身于“平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的实践。平均主义本来就是农民的一种潜在的意识和要求，而党为了“唤起工农革命”，也认为“普遍的彻底的平分田地”绝对必要，能得到“群众拥护”。

于是，革命战争年代对农民平均主义要求的迁就、纵容，自然加强了农民的这种心态，从而使得“平分土地”、“平分谷子”、“平分青苗”、“平分财富”等一切“均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斯诺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对他所看到的“苏维埃社会”评述到:“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36]

毛泽东在战争年代也形成了赞同相对平均主义的思想:一方面要按劳分配，平均不能太多，否则不能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完全不要一点平均主义也是不行的，这是防止“阶级分化”和保证“社会公平”的需要。而且在他看来，这后一点更加重要。可见，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共产——均平”的成功经验，给他留下了深层的心理积淀，并不时地要浮现出来， 借鉴应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此来衡量和评价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可能引起贫富不均的分配原则，不管它在理论上多么正确，在实际上都难以被理解和接受。可见，从劫富济贫的“均贫富”，经由“普遍的彻底的平分土地”，到“一平二调“的“大锅饭”，“公平——平均主义”构成毛泽东治国理念的核心内涵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