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尚且伴随着整个文明时代，封建农奴制的某些特征仍在近代中国延传就更在情理之中了。而就大格局论之，如梁漱溟所举华北邹平、定县之例证明，多数中国农民脱离了农奴身份，中国农村的普遍现象则是“非封建”的社会关系。

陈独秀五四时期泛用“封建”一词，将中国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这种用法在当时少有同调，却对后世产生深广影响，首先便直接影响到大革命时期。陈啸江谈及中国社会史论战(1929年至1933年)间泛化封建观迅速播散时说，其原因当追溯到1925年至1927年革命的时候，那时把一切旧的都看做封建的，因而亦在被打倒之列。此后，经过20世纪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泛化封建观获得某种“社会科学”形态，50年代以来泛化封建观更普及与法定化，国人已习惯于将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事物、思想乃至人物，全都冠以“封建”，形成一系列“泛封建短语”，诸如:封建地主阶级、封建帝王、封建皇权、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把头、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糟粕、封建迷信、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

这些熟用了大半个世纪的词汇，所含概念多存内在抵牾。这种抵牾的基本症结在于:将“封建主义”与“集权主义”、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领主经济与地主经济这三组互不兼容的概念混为一谈。

——如“封建地主阶级”的两词即互相矛盾:既然是“地主”，土地便可以自由买卖，怎能加上前置词“封建”（“封建”义为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

——又如“封建帝王”:既然是中央集权的“帝王”，郡县制为其基本政制，又怎能冠以“封建”（“封建”义为“封土建国”，贵族分权、政权分散，是“封建”的特质）？

——三如“封建皇权”与前例同类，存在将不相兼容的“封建”与“皇权”拼接在一起的问题。

——四如“封建官僚”亦然:既然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官僚”又怎能加上定语“封建”（“封建”义为权力、爵职由封赐所得，世袭罔替）？

“封建”的要旨是贵族分权和领主世袭掌控土地人民，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和土地自由买卖的地主经济分属两种不同的制度，因此，“封建集权帝国”、“封建地主阶级”等提法都是内在概念彼此抵牾的短语。

至于“封建礼教”、“封建包办婚姻”，也属组合错位的短语。封建时代(周代)礼教尚未定格、婚恋保有较多的上古遗风，男女情爱较为奔放、自由，《诗经》中有多篇(《如国风》的《关雎》、《木瓜》、《柏舟》、《静女》、《野有蔓草》等)生动地展现男女自由恋爱乃至私奔。《周礼?地官?媒氏》更有明载:仲春三月，允许男女约会，“奔者不禁”。礼教是在专制一统的两汉以降确立并渐趋强化的，此后一再演出《孔雀东南飞》那样的悲剧。将“礼教”桎梏、“包办婚姻”归之“封建”，实在是文不对题。

凡此种种，不一一列举。

然而，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更由于此后一系列政治、文化运动的巨大作用力，“封建~”成为20世纪大半个世纪的流行贬义词集群，六七十年代还有“封资修”提法，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相组合，并列为打倒对象。于是，在泛化封建观的长期濡染之下，上列短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反复使用，以致“封建”成了代人受过的、普遭詈骂的专用词。有学者将其称之“‘封建’被污名化”参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潘光哲《“封建”与“feudalism”的相遇:“概念变迁”和“翻译政治”的初步历史考察》（“近代东亚诸概念的成立”国际学术会议论文，2005年8月于日本京都）。。“封建性糟粕”与“民主性精华”成为概括传统文化应予批判及继承的两大侧面。其实，与“民主性精华”相对应的主要是“专制性糟粕”，“民主”的对应词是“专制”，而不是“封建”。

五、结语

陈独秀笼统地提倡“反封建”，将其作为争取中国现代化的中心题旨，与孙中山等民主运动先驱的论说大不相同；而由陈氏导引产生的以泛化“封建”为基轴的一系列“封建～”短语，长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对象的名称，广为使用，而这些短语多半存在概念彼此抵牾的不通之处。此类短语虽然不一定直接从陈独秀那里沿袭而来（其间有多种中介环节），却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题旨保持着历史的继承性。我们只需把上列短语与陈氏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文字加以对照，就可以明见此点。王元化在《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中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贡献甚大，然其形成的某些思维模式值得审视，如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论等参见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又见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9～140页。

，正是从庸俗进化论导引出单线直进历史观，是日后流行“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前因。王氏后来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进一步提出应当重新反思“反封建”提法。

需要指出的是，将整个前近代中国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正式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而其时将“封建”泛化的论者，援引的是列宁、斯大林及共产国际的论点和提法，与陈独秀五四时期论说并无直接关系（虽有暗合处）。而且，陈氏1929年发表公开信，赞成托洛茨基观点，称现实中国为“资本主义社会”，否认“中国现在还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封建论”与五四时期的“封建论”发生了很大转折，前后所议“封建”的内涵判然有别。这是在考察陈氏封建说时应予注意的。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 本文作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