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陈独秀“反封建”命题忽略了中国与西欧、日本历史的重大差异

陈独秀五四时期发表的一系列“反封建”檄文，振聋发聩，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题旨(反专制、破宗法)，具有强劲的动员力量，其启蒙意义不可低估，更不容抹杀。然而，曾经发挥历史作用的提法、口号、命题，却不一定经得起学理推敲，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恩格斯评论空想社会主义时说过这样的话:“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陈独秀五四时期从法国大革命及日本明治、大正间移植过来的“反封建”命题，也呈现矛盾状况——概念发生误植，导致学理偏失，然在当时起到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这种矛盾性不可避免地为新文化运动预留了某种后遗症。

当我们把陈氏五四时期抨击“封建”的命题置之于历史坐标系中考量，即可以发现其概念错置之误，而究其原由，在于陈氏忽略了中日、中欧历史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异。前近代欧洲与前近代日本的社会形态是“封建”的，故“反封建”是欧洲及日本近代化运动的题中之义；而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却是“非封建”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题旨应当另作概括。

西欧中世纪是封建社会，其近代化变革面临“反封建”任务，诚如圣西门所揭示的，“法国革命是贵族、市民等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恩格斯对此称赞道:“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9页。英、法等西欧各国在中世纪末期、近代初期都用各种方式消解以贵族政治、领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制度，以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

明治以前的700年间，日本处在封建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都充满封建性内容，故作为近代化变革的明治维新，必须“反封建”。诸如“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即为破除封建式的分土分民；“征兵令”、“废刀令”等意在消弭封建性的武士阶层，以“四民皆兵”取代士族常职武事；而“废止华族家禄”等措施则终结了封建士族的特权，身份制随之废除，人们有了选择职业的自由。这都为以工业化为基本目标的近代化运动清扫了道路。当然，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并不彻底，保留了不少封建遗存（如武士道之类），这是近代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比照之下，中国近代化运动所面对的，并非藩国林立、贵族分权、门阀森严的“封建”形势。章太炎的《代议然否论》注意到中日前近代政制的此种差异，认为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中国的政制改革不能照套日本模式。但陈独秀却对此有意无意地加以忽略，仿效明治日本，在中国鼓动“反封建”。

当然，抨击“封建”的陈独秀绝非迂腐之人，他所力反之“封建”，并不是古典意义的“封土建国”之类的历史陈迹，而是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种种对象，尤其是“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8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礼教、宗法、迷信等，“封建”不过是他使用的一个“箩筐”，里面装的是新文化运动实际要清算的诸目标。不过，将这个“箩筐”署名“封建”，并不准确。

四、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影响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其“封建”新说造成不可低估的影响，后来的论者常把五四运动称之为“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即随从陈氏的论说。然而，略考当年语用实态，五四时期除陈独秀外，极少有人作“泛封建”论说。

五四是一个文化多元时期，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并存。就术语使用而言，不仅几大思想营垒各有自己的系统，即使在同一思想营垒内部，论者采用的话语也并不相同，这是因为，适逢古今中西交会之际，新名与旧名杂错，新名的含义也往往处于游移状态，尚未定型，诸家各有所采。就“封建”一词而论，陈独秀的标新立异用法，在新文化运动内外的广大空间，尚少见认同者。如杜亚泉以“伧父”笔名1916年在《东方杂志》刊发文章，所论“封建时代”，是从“公侯之封域”而言的杜亚泉:《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东方杂志》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蔡元培1919年在《新潮》刊发文章，所论“封建”与井田并列，且与地方自治制度相比拟，显然是在“封土建国”含义上议“封建”，与陈独秀所言之泛化“封建”全然不同。

即使是《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也罕有与陈独秀泛化“封建”相同调者，他们或者回避新名“封建”，或者承接梁启超、严复的用法，在整合传统义与西义的前提下，使用“封建”一词，下举鲁迅、高一涵、吴虞、李大钊诸例。

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与杂文，谴责对象有“吃人”的“礼教”、“仁义道德”（《呐喊?狂人日记》），有“人分十等”的“阶级社会”（《坟?灯下漫笔》），有“长者本位”的“孝道”（《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有男子中心、戕害女性的“节烈”（《坟?我之节烈观》），有反科学的“鬼话”（《随感录》之三十三），有使人精神沉沦的“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却未见以“封建”冠于现实社会的用法。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郭沫若以杜荃为笔名，作《文艺战士的封建余孽》一文，称鲁迅为“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郭沫若将“封建”作为落后、反动的恶谥，加之当代人物鲁迅身上，正是郭氏泛化封建观的早期实践。四年后，鲁迅则以“封建的”反唇相讥。《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讯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51~452页。这是鲁迅极少在泛化义上使用“封建”的一例，而且是用于对郭沫若以“封建余孽”相攻击所作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