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时期陈独秀“反封建”说的反思
2009年08月03日 10:47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打印0位网友发表评论

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新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

陈独秀旅日,时间跨度在1901年至1915年,正值明治末、大正初,日本刚刚走出封建阶段(镰仓幕府、足利幕府、德川幕府的700年,是日本的封建时代),迈入近代门槛。明治间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仿效法国启蒙运动的提法,将过往的、落后的制度及观念、习俗称之“封建的”,并将德川时代的社会特征概括为二:封建与锁国,称“封建制度”与“锁国政策”是“德川时代的重要的两个基本性格”,而“立宪制”与“封建制”的对立,“开国”与“锁国”的对立,是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两大题旨。〔日〕《明治文化史》4 《思想言论?序说》,原书房,昭和五十五年,第4~5页。此类论述在明治、大正年间的书报文字中随处可见。

以被称之“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为例,其幕末明初思想文化批判的锋芒,直指僵化的封建制度。福泽氏是把“封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必然会被超越的阶段,来肯定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等“反封建”举措的,他说:“废藩置县并非出于执政者的英断,执政者只是受国内的智力所驱使,而采取了实际措施而已。如上所论,由于全国的智力,形成了舆论,舆论之所归,促进了政府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65页。这就清楚地指出,明治维新的精义是“废除封建”,而“废除封建”是时势使然。

与福泽氏同时期的哲学家西周对封建制的评析深入到哲理层面,他从“政教之所别”的观点出发,批评来自“汉土”(即中国)的“儒教”、“孔子的教”〔日〕西周《百一新论》卷之上,《西周全集》第1卷,宗高书房,昭和三十五年。。这种“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在明治间的日本,是与“封建批判”相为表里的,因为日本德川时代的封建制度(表现为幕藩体制)是崇儒尊孔的,儒学(朱子学)与国学是其两大精神支柱,故明治间的“废除封建”伴随着“儒教批判”和“孔子批判”。明治晚期远藤隆吉著《支那哲学史》(1900年出版),指孔子为中国之祸源,尊孔为中国精神守旧之因。此说为章太炎《订孔》所援引。明治间日本思想界的这种论析,影响了章太炎、邹容、鲁迅、周作人等,陈独秀当然也不例外。陈氏五四时期的反孔批儒,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而陈氏反孔批儒的特色,是将“反孔”纳入“反封建”的大格局之中。

有“东洋的卢梭”之称的中江兆民也是反封建的健将,反对封建等级制和蒙昧主义是中江氏众多论著的鲜明题旨,这给陈独秀留下深刻印象。《民约译解》是20世纪初留日中国人争相传阅之书,经由此书,高举“反封建”旗帜的法兰西大革命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所知晓,陈独秀追慕法国革命,也由此发端。《三醉人经纶问答》1904年摘录刊登在《平民新闻》上,与《一年有半》同为20世纪初新锐的反封建之作,也是此时游学日本的陈独秀研读之书。

综论之,略具法兰西启蒙运动风格的明治——大正时期的启蒙思想家,将“封建”作为批判对象。而向往法兰西式的民主自由精神的陈独秀,恰于明治末、大正初游学日本,深受此种反封建的启蒙之风濡染。

陈独秀第五次游学日本期间,正值日本近代史上继“自由民权运动”之后的第二次民主高潮,即所谓“大正德谟克拉西”,此一运动发生在大正年间(1912—1926),而批判封建制遗毒,即为这一民主运动的题旨之一,这无疑给陈氏以启示。

大正初年,宪法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美浓部达吉在《宪法讲话》等文中提出,天皇大权非个人私权,而是作为国家元首行使的权能,这便是著名的“天皇机关说”,与绝对主义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政治学者、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则将“德谟克拉西”阐发为二义:一为民主主义,倡言主权在民;二为民本主义,倡言以民为本。吉野作造是李大钊的老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二人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参见吕万和《李大钊与吉野作造》(《人民日报》1979年10月7日)。。陈独秀与大正民主运动人士有无这类直接联系,尚待考证,但大正民主运动给陈氏提供示范,则是毫无疑问的。五四时期陈独秀高举“德谟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面旗帜,显然与此相关。当旧营垒恶攻新文化运动时,陈氏理直气壮地回敬道,要拥护那“德先生”,以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以反对旧艺术、旧宗教。参见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这些观念与语汇里都可以见到日本“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影像。

总之,以抨击“封建”作为近代民主运动的中心题旨,是陈独秀从日本明治、大正之际的启蒙思想中借取的一种法兰西式的激进民主主义观念。

以“封建”作为落后、腐朽、反动、古旧事物的总名,并非陈独秀自造,也不是明治间日本人的首创。此一用法始于18世纪法国,初现于启蒙思想家的文辞中,盛用于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狂飚之际的法国人将一切陈旧、落后事象皆冠以“封建”,法国大革命的使命被认定为“摧毁”“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0页。。此种用法又传到英国,18世纪末叶,英国议会中的改革派批判贵族保守派,常将其戴上“封建”的帽子。由此,自18世纪末叶以后,“封建主义”在西欧成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的基本标志。19世纪中后叶,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等)承袭西欧这种以“封建”为恶谥的用法,故陈独秀从日本借取的“反封建”命题,源头可追溯到18世纪的法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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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冯天瑜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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