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中国关于领土的要求是毫无道理也自相矛盾，常常令人不可理解。例如，1956年中国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图内拉达克的边界是穿过 班公湖，其中显示斯潘古尔在印度一侧，这基本上和印度的划法一致。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划法也差不多。在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的一封信里，他说:“1956年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两国在这一地区的传统边界线。”这样的话，争执从何而来。但是到了1960年6月，边界谈判甫始，中国人就另划了一张地图来取代1956年的地图，这张新图标明，边界沿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走向。

在边界发生冲突之前，尼赫鲁曾建议中印两国政府清理历史档案以确定边界走向。周恩来1959年11月7日的建议是东段沿麦克马洪线，西段沿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这个建议一方面损及印度在东段的防御地位，另一方面将使北平对西段的占领合法化。根本上来说，中国企图在从军事和战略上着眼达成一个解决办法，而印度则一定要维护已形成两千甚至四千年的边界。就像是克什米尔争端一样，印度要的是合法性，而不是战略上的权宜之计。为此，尼赫鲁的反建议是，在拉达克地区，中国撤回到印度认为印度领土之外，同时，印度也撤回到中国认为中国领土之外，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之前，创造一个无人地带。他建议的另一点内容是东段除了朗久之外麦克马洪线以南没有中国人，因此，朗久也不允许中国人继续占领。

尼赫鲁认为他关于拉达克的反建议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不大清楚中国人对自己边境线的走向的观点，因为中国的地图时常在变。1959年11月17日，周恩来在复函中称尼赫鲁的建议对中国来讲不公平。但是由于这个反建议，中国不得不表明中国关于边界走向的立场，他说1956年中国的地图，即刚才讲过的地图正确地标明了在拉达克地区的传统走向。

由于印度欢迎达赖拉嘛导致两国关系紧张。达赖于1959年3月率领两万追随者来到印度受到了热情和盛大的欢迎，毛觉得大失体面，因此要在“某个方面取得一场胜利”。这个时候，也就是在1959年西藏反叛之后，中国提出了对印度东北边境区的领土要求。

1959年，在尼赫鲁与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的一次会谈中商定双方不在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之内巡逻。但是1959年8月7日，中国军队约两百人越过塔格拉山脊（thagla ridge） 以东 卡门（kameng） 地区的兼则马尼（khenzemane）。遭到印军一支10人小分队阻止。结果印军反被压回仲昆桥（drokung samba bridge）。中国认为这个地区是中国的领土，并强调中国边界自仲昆（drokung samba） 桥始。

1959年8月25日，大约300中国军人进入苏巴辛（subashin） 地区的朗久并对印军哨所开火。哨所被包围后强占，后来印军士兵被释放。在两次冲突中，中国军队都以数量取胜。印军哨所孤立无援，全靠空运。一般来讲，印军一个哨所有12-15人，没有增援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哨所连路都没有。当时早该注意到这些问题，可惜，结果仅仅是由外交部发了几个照会了事。

到了1959年底，中国的入侵成了家常便饭，于是印军接管了东北部边境区。印军第4师从旁遮普邦调往阿萨姆。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从尼泊尔三国交界处一直到*边境的麦克马洪线。可是，这支部队装备很差，准备不够。

印度政府关于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计划因这些冲突受到影响。印度曾在周恩来于1960年4月访印时抓住机会来商谈有关事宜。印度专家组给尼赫鲁提出的建议是印度有铁和事实说明中印边界要从以东的昆仑山划界，而不是从中国主张的喀喇昆仑山（karakoram）。他们说从防御的角度来看，昆仑（kuen lun） 为界更好，因此，中印双方应该撤消1899年英国麦克当纳建议，这个建议主张从北面的靠近喀喇昆仑（karakoram） 山口的斗拉特别奥里地（daulat beg oldi） 划到南面的拉纳克（lanak La） 山口。

印方建议的依据是1840年克什米尔国王曾两次派出收税官员到阿克赛钦收税，而中国人一点证据都没有。

尼赫鲁本人赞成这个建议，但是他的助手持反对意见。实际上，这个建议在1960年是很可行的，而且能可能渡过危机。因为周恩来此时打算重开中印长达两千公里的边界线谈判。他曾暗示，中国有可能放弃对印度东北部的领土要求。但是后来，中国在印度拒绝拉达克（ladakh）线之后，撤回了这一立场。

于是，解决问题的机会就这样丧失了。此时，印度报纸充满了真假莫辨的传言，说中国在训练印度东北部的毛主义游击队。而且，周曾访问尼泊尔，在那里发表了反印的言论，导致双方相互指责升级。各自都在扩张自己的实际控制线。边境问题成了国力和声誉较量的问题。

在边境冲突日频的情况下，印度政府决定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