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进运动

湄公河三角洲是世界上著名的粮仓，越南于17世纪扩张至此，1862年被迫向法国开放。

关于占婆国最早的文字记录见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书。后来，汉武帝大军征服至此，建立了日南郡。公元192年，日南郡一个叫释利摩罗的人发动叛乱，杀死了汉朝县令，建立占婆国。占婆国信仰印度教、供奉湿婆，采用种姓制度，使用天竺文字，16世纪初被越南消灭。图为现在位于越南中部的占婆神庙。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印支三国在历史长河的演变发展中仍保持着自身相对不变的特征，而这恰好印证了那些已经由史书记录在案的“历史对应性”的例子。不过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并不认为越南会是导致未来印支地区关系紧张的主要国家。要回答这个问题最核心的疑问是:越南以往的扩张主义是否意味着它会是今天和未来该地区麻烦的主要制造者？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越南一直都扮演着扩张主义者的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天的越南崛起于红河三角洲的核心地带，公元939年吴权摆脱中国五代南汉政权独立，随后越南的势力逐渐向南方扩张。这一“南进运动”，或称“ 南部进军” 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它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越南国与隶属于印度的占婆国的战争，那时的占婆国位于今天越南的中部，占婆人无论是种族上， 还是文化上都与越南人毫无相似之处，可以说是背道而驰。占婆人的文明与印度有着不少渊源，在种族和语言上与印尼岛上的居民有着相似之处。越南和占婆之间截然断裂的文化加重了国家间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同时也更促使越南人下定决心毁灭这个南部的敌人。

这场毁灭异种文明的过程被延迟了，原因来自中国。15世纪早期，明成祖朱棣兴兵80万征讨越南，将其并为明朝的一个省，设置官吏，加以统治。明朝对越南的入侵迫使越南对占婆的攻略暂时搁置，令其无暇顾及扩张事业。但1471年，越南军队还是将占婆打败，并将占婆首都新洲（Vijaya），即今天的平定，收入囊中。占婆软弱而权势轻微的王室被逼南迁，并一直在风雨飘摇中苟延至18世纪早期。然而新洲的陷落已经让湄公河三角洲洞门大开，越南人可以轻易地长驱直入。

几个世纪以来，越南扩张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是完完全全由官方策划和民众自发意识交织的结果。为了维护其不断推进的南方漫长的边境线，越南人采用了军事屯田的方式，这些开荒种植的农民也随时准备服从军事需要。同时，越南的殖民扩张行动也给了那些流浪汉一条出路，以前这些底层的贫民在控制严密的越南农业社会中无立足之地。尽管越南法律对人口控制得很严，不允许国内的民众随意流动，但这一缓慢而稳步的南迁运动仍随着汩汩人流被推向高潮，这股南迁的人流在越南的扩张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到17世纪早期，越南再也难抑扩张的欲望，势力发展到湄公河三角洲地区，并将触角延伸到了边界之外国力渐弱的柬埔寨。

与吴哥帝国的辉煌时代相比，17世纪的柬埔寨国力日削，而从湄南河谷发迹的泰国则国力日盛，一度曾囊括了从前在吴哥王朝控制下的一些领土。当越南入侵湄公河三角洲时，柬埔寨便不得不面临来自东部和西部双面夹击的威胁。于是，柬埔寨王吉·哲塔二世（1618～1628在位）为了避免两面作战，减轻泰国对柬埔寨的威胁，决定迎娶一位颇有背景的越南公主为妻。这场政治婚姻的代价就是吉·哲塔二世同意让越南人向柬埔寨商贸繁荣的普利安哥进行移民。普利安哥即后来的西贡，如今更以“胡志明市”闻名天下。

不过，柬埔寨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因为柬埔寨国力长期萎靡不振，越南人的殖民势力在湄公河三角洲迅速扩张，普利安哥也逐渐变成越南人的城市。越南的农民和渔夫在附近人烟稀少的郊外建立他们自己的村庄，而越南的边境线也逐渐向南部和西部推移拓展。越南人的这些扩张活动最主要的阻力来自于一息尚存的柬埔寨王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世世代代居住在湄公河一带的柬埔寨民众。17、18世纪的柬埔寨王廷简直就是改朝换代的舞台和阴谋诡计厮杀的战场，而这种混乱正是泰国和越南求之不得并乐观其乱的，如果不是由于这两个国家有其他的当务之急需要解决，柬埔寨早已成为他们的口中之食。在18世纪，泰国的主要精力都用来对付来自西邻缅甸的挑战，而越南也没闲着，1620年~1674年和1773年~1802年，越南国内发生了两次内战。这些事情牵制了泰国、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

这些政治因素固然是减缓越南对柬埔寨领土扩张的重要原因，然而同样重要的是湄公河三角洲的自然地形。18世纪，湄公河流域巨大的农业潜质尚未发挥出来，而后来盛产稻谷的万里良田在当时还被一片片稀湿的沼泽所覆盖。即便到了1802年，阮朝统一了越南，湄公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仍是穷乡僻壤，即使到了1859年法国入侵的时候也依然如此。尽管这一地区居民不多，但湄公河三角洲却仍是法国殖民统治伊始之处。在19世纪晚期的印度支那政治区划图上可以看到，越南南部和西南部的边界线那时已经非常接近这一地区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晚期，居住在湄公河流域的柬埔寨居民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越南人所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