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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是当时的宁前道(道),算得上是宁前地区的军分区司令,那是明军最前沿的军分区,而柳河之败原本只是一个小败,即过河袭击耀州的前锋营千余人被歼,鲁之甲、李承先二将被杀,但没有过河的后队之溃散却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对整个辽东镇都有影响,袁崇焕作为辽东镇最前沿的军分区司令,脸上也自然应当无光。以下是崇祯时期,兵部尚书王在晋重提当年之事,责问孙承宗的内容:
壬午,兵部尚书王在晋言:“……柳河之败止存兵五万八千,即如中辅疏以十二万,此六萬二千之兵归于何有?非失机陷阵則虚藉掛粮,世龙百喙何能自觧也。”[25]
由王在晋对孙承宗、马世龙二人的责问中可以看出,柳河之败确实致使明军损失惨重,十二万人溃散之后仅存五万八,所以当时辽东地区军政首脑被大批撤换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过袁崇焕却有升迁:
“天启五年十二月壬寅升山东布政使司右参政宁前道袁崇焕为本省按察使,仍管宁前道。”[26]
袁崇焕的这个升迁,在当时的督、抚、道、镇里,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抚宁侯朱国弼上疏中提到“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实是在指控,袁崇焕当时投靠了阉党,认了魏忠贤为“干父”,因此才得以升迁。
如果我们顺着朱国弼的思路,梳理一下相关事件的时间顺序,那事情自然就很明显了:
天启五年八月,柳河之败;
天启五年十月,袁崇焕有上疏阿谀奉承厂臣;
天启五年十二月,九千岁对袁崇焕“以资军需、声气相应”;
天启五年十二月,袁崇焕“钻刺而乔迁”;
天启六年十二月,魏忠贤遣袁崇焕吊孝;
天启七年四月,袁崇焕请修生祠。
从以上时间点来看,朱国弼的说法是得到了有力印证的。
综上所述,袁崇焕和资深阉党分子为莫逆,与魏忠贤“声气相应”,请修“九千岁”生祠,上奏中对“厂臣”阿谀奉承,柳河之败后,在辽东地区的督、抚、道、镇中多人皆遭撤换之际,而他却获得升迁;此外,他还敢于先遣使吊孝,而后奏报天启帝;更在引咎辞职之后,获阉党中坚分子让荫;以上种种迹象,都在指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他袁崇焕若没有认“干父”,怎么会事事都那么“有灵”?所以,可以肯定的说,袁崇焕就是一个阉党分子无疑,只不过后来没有被查办而已。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袁崇焕最后可以没有被查办呢?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呂纯如所言的“不怕死,不爱钱与曾经打过”十个字;第二个原因是他和王之臣相比,遭的弹劾要少一些。
在《崇祯长编》里,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的奏章里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言:“……魏忠贤先任崇焕而撤之臣,旋任之臣而去崇焕,倏合倏离,廷臣亦从而依违之,故于崇焕也,始而荐继而参,终而荐未几,从傍复参是非嚣襍,令人进退无据。”[27]
薛国观的奏章内容描述了当时关于起用或者查办袁崇焕的讨论,他说魏忠贤先前起用袁崇焕,而撤了王之臣,意思是袁崇焕是阉党;但后来,魏忠贤又任命王之臣,而“去崇焕”,意思说王之臣又象是阉党了。在如此的一来一去以后,群臣都没了主见,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对于袁崇焕,大家开始是推荐,而推荐完了又参劾。最后的结果是,推荐不成,参劾不断,搞得满地是非,喧嚣不止,实在让人进退两难。
而这场讨论,在后来终于有了结果,仅仅是因为袁崇焕被参得少一些,所以他就被起用了,而王之臣却作为阉党被查办了:
刑科都给事中薛国观言:“臣前具东警频报一疏,敢谓我皇上之用舍转换,令其去就靡从哉。盖有见于袁崇焕与王之臣彼此水火,廷臣有力荐崇焕者,随即有力参崇焕者,有力参之臣者,随又有勉留之臣者,议论纷纭。真如聚讼,即皇上不遽加罢斥,而当此且荐、且参、且参、且留之际,讵能使之晏然在位而展其四体哉。看来两臣势不容并立,崇焕前有成効被参尚少,当令速赴任受事。之臣即生平无他,人亦率信,然丑诋已极,恐无颜立于将士之上。莫若令将收降分散淂当,暂准回籍以需起用从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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