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与少”的问题

当然，说得好听，并不等于做得漂亮。早在当年，就有不同的声音，认为在受战争灾害的人口中，有一半以上位于解放区，理应得到60%的救济物资，而实际数额只占总数的2%，绝大部分都给了国统区，极不公平。

针对这一问题，蒋廷黼曾多次以人格作保证，绝无所谓歧视问题，“若谓本署进入中共控制区之物资不及联总到华物资之百分之二，诚为最大之误会”，因为像机头、车皮、铁轨、船舶、推土机等大宗器材，是恢复交通和水利建设的，并不配予民间。

1948年4月30日，行总又在报告善后救济两年来的工作时解释道:“和谈正式决裂以前，中共控制区域，均在交通线外，故所需交通器材，显属次要；且三十五年年底以前，联总运到物资，以粮食为大宗，约占全数三分之二，而当时共区则十九皆为粮产较丰之区域；虽水旱灾情。亦有少数地点发生，然比之于湖南、广东等省情形，实又不及；若平均分配，不但轻重倒置，抑且缓急不分，故三十三年度共区分配，就表面数字言之，似嫌较少，因而有三十五年七月联总在华人员控诉行总成为政争武器之事件发生。”

有趣的是，这份总结不仅没有夸大自己的工作成果，反而还把解放区的分配总额缩小为6万吨，没有将共军撤退以后、以及在共军入据以前所分发的物资都计算在内。由于战端一开，敌进我退，楚河汉界变换不定，无法划分，所以，行总又强调:“故吾人于分配各地物资时，只以当时需要情形，现有物资数量，以及实际有无运达可能为决定因素，固未曾以是否共方控制而为取决之标准。是以共方代表，以及一部分联总人士，动辄指摘行总配往共方物资比例甚少，实非公允之议。”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以人口的多少来要求分蛋糕的要求并非合理。按政策，联总所确认的救济对象既不是一般性扶贫，也不是战争损失赔偿，而是根据战争受害者的迫切需要给予救助，如陕甘宁边区显然不能与曾遭受过狂轰滥炸的重庆相比，即使同样作为战场，山东与湖南也不能相比。战后的湖南，满目疮痍，长沙、衡阳、常德几成废墟；从长沙到岳阳的300多里路之间更为凄凉，这里是四次长沙保卫战来回拉锯的绞杀场，稻田长着一人多高的荒草，沿途不断看到人骨、马骨、破钢盔、破车架子、破车轮子，不少村庄房都无顶，仅存房框、破锅、破碗，有的墙上还贴有年画或灶王爷像，人烟却已经断绝。凭心而论，抗战中后期，主战场大都发生在中南、华南和中原地区，华北、西北和华东地区则相对平静，受害程度大为减轻，因而行总在确认救济对象的配量等级时，以战乱轻重和交通畅塞作综合考量，将湖南排第一，而将山东列为第10，这就是湖南为什么得到18.5万吨救济物资、而山东只得到4万吨的原因。

同时，关于救济物资的争论，至今还有一个“好与坏”的焦点，说国民党总是把比较实用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自己，而把他们不需要的给了解放区。《胶东解放区见闻录》一书写道:“如我看到的，联总的卡车把妇女穿的高跟鞋运了几卡车到莱阳城，这些东西拿到农村毫无用处，这是国民党故意跟我们作对。”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解，源自于不了解情况，作者既没有看到运来大批的粮食、药品、汽车、汽油、被服等战略物资，又没有看到国统区同样在农村也发放了高跟鞋。

除了“多与少”、“好与坏”以外，在黄河回归故道的问题上，国共两党关于工期、搬迁、土方、经费等方面的争吵也是纠缠不休。例如:由于以前的河床被开垦为村庄和农田，解总方面便提出每人补偿10万元、共计补偿400亿元的要求，而行总方面则认为需要搬迁的人口没有那么多，只同意支付150亿元，于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解放区代表以不妥协、不退让的态度，坚持反对引黄归故，并强烈谴责国民党修复黄河的罪恶目的就是以水带兵，蓄意淹毙700万解放区人民。

鉴于黄河汛期的迫近，复堤工程刻不容缓，天真的洋大人于1947年6月19日致函国民政府，要求签订“君子协定”，于近日内沿黄河两侧大堤各5英里中止军事行动，从6月下旬到7月底，不加阻难地保证人员和物资进行复堤工作，立即为这一工程提供额外的紧急供应和财政援助。南京当局则表示，如果中共方面接受停火建议，国民党方面则不成问题。于是，联总很高兴，又希望与中共方面达成“君子协定”，也命令沿河停战，全力保护施工人员和物资的安全。

然而，周恩来于6月26日发给解总代表的密电却是:关于黄河下游修堤问题，显然是要阻止我军渡河南下，“如我拒绝此项要求，则蒋介石便可于夏汛时决堤淹我解放区人民，妨碍我黄河两岸作战交通。……现我方应暂置诸不理，勿与谈判，以观变化。”

四天以后，刘邓大军便强渡黄河，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国民党随即于1947年7月8日开始对解放区实施全面禁运，接着联总又无奈宣布暂停北纬34度（即大致位于许昌、淮北、宿迁一线）以北地区的救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