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你最初选择了交大?
戴逸：因为沦陷的时候，上海没有好的文科大学。我成绩比较好，不愿意上那种差的学校。北大当时已经搬到昆明去了。我进交大是1944年，第二年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正好西南联大北迁，北京大学到上海招考，而且考场又正好在我宿舍下面，我就去考了。我原来很可能就是搞铁路的了。因为我学的是铁路管理系。
戴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他放弃了两年学业。为的就是到北京大学史学系。
1946年的北大。名师荟萃，而最让他惊喜的是北大图书馆。那么多曾经听说过却从未见过的古籍，就摆在高高的书架上。让他喜欢得不得了。
但是，那个时代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戴逸在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当选为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理事，因此被列入了国民党黑名单，全国通缉。
记者：您念北大的时候是胡适当校长，他亲自给您上过历史课么?
戴逸：说起来，我跟胡适有点缘分吧。因为我到北大去上学的时候，有个老乡给我写了封信把我介绍给胡适，后来胡适把我找到他家里去谈话。所以他认识我，也知道我是功课比较好的学生。我后来搞学生运动，办学生图书馆，因为他们知道我跟胡适认识，让我去跟胡适交涉要房子。胡适那时对我很不满意，因为我参加学生运动。
记者：他反对?
戴逸：他反对学生运动。他说你要好好学习，不要参加这些学生运动。你要看书，北大图书馆书不多吗，干嘛还要搞一个图书馆。我说北大图书馆的书不行，没有进步的书。后来我就跟他顶起来，他很不高兴。但是后来我被抓进去，他却帮了很大忙。当时我已经被带到特种刑事法庭。郑天挺就跟胡适谈，戴秉衡，当时我不叫戴逸，我叫戴秉衡，被抓进去了。胡适赶忙写了一封信，跟他们厅长说，这是个好学生、优秀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系，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所以我在被审了两个多钟头后就被保释出来了。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戴逸被送到解放区。在古城沧州填写表格时，接待人告诉他：“改个名字吧。以免有事连累家人。”他略一思索。说：“我是逃出来的。就叫戴逸吧!”
记者：您说您佩服很多历史系的老师，为什么最终您选择了清史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戴逸：这个有许多偶然性。我到解放区以后，开始搞的是党史，但是那时候刚解放，各种老师都非常缺。当时我在人民大学，有一位近代史的老师刚好调到北大去，他的课没人接了，所以要有人接。这是组织分配的任务，也是一种机遇。
“史德是最重要的”
大概没有人会想到，这位学富五车的儒雅学者。居然曾经当过猪倌。
“文化大革命”中，戴逸在将两吨重的书籍卖给废品站后，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被分在二连养猪班。他的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
与戴逸一起当猪倌的都是国字号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们每天挑泔水、起猪圈、煮饲料、值班守夜，同时还要开展革命大批判。为了让这些“老头猪”长肥，戴逸买来多本《养猪指南》。无奈的是，这个史学家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不过，命运的坎坷没有让戴逸放弃希望，他的生命似乎就是为了在新世纪编纂《清史》而存在的。
记者：近年来，有关清史的电视剧越来越多，越来越受欢迎，但同时也最受争议。对电视剧里关于历史那些戏说，您是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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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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