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戴逸，历史学家。1926年生于江苏常熟。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8年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学习、工作。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在校任教至今。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组召集人。现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1986年获全国教育战线劳动模范称号。1994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和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等。

“我们现在修史跟随过去不同”

2002年8月。国家启动了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清史》纂修。这个浩大工程预计将耗时10年完成。其负责人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那一年，他已是76岁高龄。

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但在清朝灭亡的90年中。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新中国的清史编纂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下，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组建班子起草清史编纂方案，戴逸成为其中一位年轻的成员。

但由于后来的种种政治运动，编纂清史的工作一直处于停顿的状态。直到40多年后。戴逸才在新世纪真正实现了这个已经持续半生的梦想。

记者：这次编修清史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听说您为了修清史奋斗了大半辈子，并且曾三次与其擦肩而过，为什么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呢?

戴逸：建国之初，董必武董老提议要修一部清史，当时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赞成。到了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吴晗同志搞一个清史规划，当时吴晗找了我来商量，我那时才刚30岁出头。到了1965年，中央组织了清史编修委员会，我也参加了，那时我39岁。后来又到了1981年，邓小平同志曾经批准了一封群众来信要修清史，但是由于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所以也没有修成。这一次国家财政力量比较富裕，也没运动了，这是修清史的好时机。

记者：您说当时吴晗找您的时候，您才30出头，他为什么就选中您了呢?

戴逸：因为当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一直搞中国近代史。我当时正是北京市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他是会长，比较熟悉，所以他找了我。

实际上，在孙中山先生任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曾经讨论过修清史。到袁世凯任总统时，清史馆设立，参加纂修清史工作的学者有100多人。最终历时14年。写成536卷的《清史稿》。尽管这是近代一部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但其中谬误也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