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文物南迁进一步强化和提升了故宫文物的国宝地位。

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占我东北，华北告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考虑日军一旦入侵华北，故宫文物就有被毁或被劫的危险，于是决定选择院藏文物中的精品，迁往上海储藏。这一计划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后，故宫就开始了南迁文物的准备工作，首先是挑选文物，集中装箱。1933年1月，日军进入山海关，华北地区形势更为紧张。故宫博物院理事会于是决定，将已装箱的文物从当年1月起，分批运往上海。

故宫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响。支持者认为，日军极有可能得寸进尺，继续南侵，有必要把故宫重要文物转移到南方安全地带。国土沦丧犹可力图恢复，任何文物之损失，终将万劫不复。反对者则认为，迁运文物犹如弃国土于不顾，势将造成民心浮动，社会不安。反对最力者为北平市民周肇祥，他于中南海成立“北平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并自任主席，发通电，散传单，公然表示将以武力手段阻止文物南迁。当时一些文化界名人也反对南迁，如胡适、鲁迅等，鲁迅写有“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及“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的讽刺诗句。而有意思的是，此后不久即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正在为文物南迁奔忙时，他的儿子马彦祥却以笔名在报纸上发表多篇文章，对文物南迁提出批评：“因古物之值钱，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心惶惶，束手无策，这种现象，想起来实在有点好笑。”他说：“我们国难一来的时候，不是大家都众口一辞地说‘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么？现在为了一点古物，便这样手忙脚乱，还说什么牺牲一切，决心抵抗？要抵抗么？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想不到的是，1937年11月下旬，故宫有两列装文物的火车要从南京发往陕西，缺少押运员，院秘书便请马彦祥帮忙押运，他便担负了这个重任。四年前的反对，到这次甘冒战火参与到押运故宫文物西迁的行列之中，马彦祥的认识已有了重大转变。

故宫的文物不能简单地视为古董、古物，而是国宝，是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文化、民族的情感，不能以币值论价。故宫文物南迁的争论，使人们对它的国宝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物南迁十多年，受尽种种险阻，始终为国人所关注。而文物的常常化险为夷，使“古物有灵”的说法广为传颂，且与“国家的福命”联系了起来。1947年9月3日，马衡院长在北平广播电台作了《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的著名演讲，简要介绍了抗战时期文物南迁、西迁的经过以及保管之困难等。他说：抗战八年之中，文物多次险遭灭顶之灾，例如当9,000多箱文物由重庆运往乐山途中暂存于宜宾沿江码头时，重庆以及宜宾上游的乐山和下游的泸县都遭到敌人的狂轰滥炸，唯有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在文物搬出后不到四个月就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后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掉；从南郑到成都时，在把存放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后刚12天，文庙就遭敌机投下的7枚炸弹夷平。“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从现在来看，历史已经证明，当时还不可能有比南迁更为有效的保护文物的方法。为了避开战争的灾难性破坏，为了保证在这一个非常时期文物不受损失，最为可能的方法就是将文物迁到安全的地方。迁徙疏散成了战时文物保护与保管的手段。

不仅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许多国家为了防止德国的侵掠，也都纷纷疏散、藏匿本国博物馆的艺术精品。以英国为例，英国博物馆的主管们1938年就做转移藏品的准备。他们计划将艺术收藏品转移到英国西北部的威尔士隐藏起来。在伦敦本地，地铁未用地段被预置为储存点。在国家美术馆，大幅画的边框都做有特别的槽口，以便很快从框中取出画装入存放在地下室的箱子里。经过多次操练，一个大美术馆能在7分钟内清空。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宣布后，欧战的步伐不可避免地加快，英国博物馆即着手装箱外运。装满了包装好的首都藏品的皇室列车只能以每小时10英里的速度行进，以使颠簸震动减少到最小限度。大多数英国藏品甚至在9月3日正式宣战前就抵达指定隐匿地点，9月5日，所有重要物品都撤离疏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