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象征君主法统的清宫旧藏为人民所共有并同享，为其国宝意义赋予了维系中华民族文化、传续中华文明血脉的新内涵。

在封建时代，“朕即天下”，国即家，家即国，整个天下都是帝王的，皇宫里的所有物品，自然都是帝王的财产，谁也动不得。乾隆皇帝曾规定过，宫中的一切物件，哪怕是一寸草都不准丢失。养心殿的一个景泰蓝小罐里盛着36根一寸长的干草棍，他拿了几根放在几案上，叫人每天检查，少一根都不行，这叫做“寸草为标”。溥仪曾回忆道：“这堆小干草棍儿曾引起我对那位祖先的无限崇敬，也曾引起我对辛亥革命的无限忿慨。”辛亥革命后，紫禁城的三大殿交给了中华民国政府，但溥仪还暂居内廷，皇宫里大量堆积的文物珍宝仍然由皇室和内务府占有。为了解决经费困难，小朝廷1922年曾公开用投标的办法拍卖古物，还在向各银行借款时抵押了大量金器古董。“这些财宝每一分钟都在被赠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窃。”不仅溥仪小朝廷认为这些文物珍宝属于自己，甚至民国政府也承认这是皇室的私有财产。1914年民国政府成立古物陈列所，在文华殿、武英殿展出了从沈阳故宫与热河行宫运来的20万件清宫藏品，据庄士敦称，这些艺术品是被“借”来而尚待民国政府购买的皇室藏品。

对于溥仪等拍卖或抵押宫中大量文物的行径，社会舆论予以高度的关注。这些文物到底是国家财产还是皇家私产？皇室是否有权处理？一些报刊时评发出抗议的言论，认为被处置的物品是国家财产，皇室没有权力出卖它们。湖北省教育会为制止清室出售古物致内务部代电（1923年11月12日）更有代表性，认为这些古物是“全国五千年之文物”：“窃我国与埃及、希腊、印度同为数千年前古国，其文明久为中西所慕。清室之古物，尤为历代帝室递嬗相传之珍秘，并非一代一人所得私有。合全国五千年之文物，集于首都之清室，一涉疏忽，不徒散佚堪虞，即立国精神且将无从取征。清室以经费短绌，转售东邻，不啻将五千年立国精神捐弃一朝，念及此，能勿痛心。”

驱逐溥仪后，成立了善后会，首先就是清点清宫物品，分清公产与私产。1924年11月7日发出大总统令:“著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永远。”原清宫的物品，有公私产之分。属于私者，为溥仪生活衣物、财钱，包括金、银锭等，均由溥仪带去；属于公者，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部分，必须交给人民并努力保卫。也正是这个原因，当溥仪出宫时行李中所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仇十洲的《汉宫春雪图》一卷，因系公物被扣了下来，而存放在库房中的101,382两银元宝，则悉数发给了溥仪。清宫善后委员会在点查时发现溥仪的“赏溥杰单”等文件，后以《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为题刊行，在序言中强调“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对清宫旧藏文物的这种内涵，并不是所有人一下子都能认识。1928年6月，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一项议案，认为故宫是逆产，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一切物品。国民政府会议竟然通过了这一荒谬提案，并要求中央政治会议重新复议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决定及有关法令。故宫博物院同仁向社会各界特别是政府高层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阐述保护故宫文物的重要意义以及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使命，对经亨颐提案的五个要点逐条反驳。两个月后，中央政治会议否决了经亨颐提案，故宫博物院保存下来了。这次交锋，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长篇呈文，他在最末一段说道：“现欧洲各国，为供历史之参考，对于以前皇政王政时代物品，莫不收罗保存，惟恐落后，即苏俄在共产主义之下，亦知保护旧物，供学者之研究。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遗留，除文字之外，皆寄于残余文物之中，大者至于建筑，小者至于陈设，虽一物之微，莫不足供后人研究之价值。明清两代，海航初兴，西化传来，东风不变，结五千年之旧史，开未来之新局。故其文化，实有世界价值，而其所托者，除文字外，实结晶于故宫及其所藏品。近来欧美人士，来游北平，莫不叹为大可列入世界博物院之数，即使我人不自惜文物，亦应为世界惜之。”这里突出故宫古建筑及其藏品的“世界价值”，是难能可贵的认识。

1932年，“北平政务会议”对故宫作了三项决议方案，其中第一项是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买飞机500架。经院长易培基等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保护故宫办法，拍卖文物一案被否决。

每次争论的结果，都使人们加深了对故宫文物国宝地位的认识：这是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萃，来之不易，不可当作寻常古董任意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