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国宝”？所谓国宝，指的是国家的宝器，又称国器，是祭祀之器。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鲁语上》载：“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视祭祀为国典，强调祭祀与国家制度的重要关系，说明当时将祭祀视为国家头等重要之事。《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宋夏僎《尚书详解》卷一W《商书·汤誓》云：“国之宝器，即祭天地诸神宝玉之类。”国之宝器，原本皆指宗庙祭祀之器，这些祭器象征着王位。传统的祭祀礼俗，以祭祖、社祭与祭天最具重要性。在古人看来，“天”主宰王朝的兴替，是人世君主的父亲，因而周王遂被称之为“天子”。从政治功能而言，祭天就是政权合法性的象征，也只能是君主独享的专权。直到明代，犹有法律颁布，提醒百姓“庶民祭里庄、乡厉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余皆禁止。”相传夏禹铸九鼎，历商至周，为传国的重器，亦称之为国宝。《史记·平原君列传》记平原君用毛遂出使楚国，谋合从成功，叹云：“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索隐》云：“九鼎大吕，国之宝器。”《正义》云：“大吕，周庙大钟。”宗庙为国家象征，其宝器之存亡，往往作为国家存亡之标志。“国宝”又特指传国玺，更是与国家的统治权联系在一起。此外，“国宝”还有国家宝贵人才之义。

我国文物博物馆界用国宝称呼相当珍贵的文物，大约与日本的影响有关。日本于1928年就颁布了《国宝保存法》。对于重要文化财，他们从世界文化的角度考虑，把其中认为具有较高价值的、不同类型的国民之宝指定为“国宝”，有美术工艺品，也有建筑物。日本的国宝是文化财的最高等级名称，有明确的对象，我国则是泛指极其珍贵的文物。把故宫的文物藏品统称之为“国宝”，与这种泛指显然有着区别，虽也说明故宫藏品的极端重要性，但应注意到它与国宝的本来含义的关系。

故宫文物国宝地位的形成，有着多种原因，也有一个强化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皇家收藏的国宝意义。

收藏作为一种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现代重大考古发现证明了史前人类收藏行为的存在。从商代起，王室就重视文物的搜集和保存。殷商的文物多集中于宗庙。周代王室文物、珍品收藏之处名曰“天府”、“玉府”，并有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在青铜器时代，象征着权力之源的青铜器是最受尊崇的王室宝物。汉朝的“天禄”、“石渠”、“兰台”，则是汉宫贮藏珍贵文物及图书之所。到宋徽宗时，收藏尤为丰富。《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就是记载宋朝宣和内府收藏的书画鼎彝等珍品的目录。清代帝王重视文物收藏，特别是乾隆皇帝，更使宫廷收藏达到了极盛，《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鉴古》、《石渠宝笈》、《秘殿珠林》、《天禄琳琅》和《四库全书总目》等，是清乾隆时期编辑的宫中所藏古铜器、书画、图书的目录。在古代中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掌握着绝对权力的封建帝王，必然是全社会中最高档级同时也是最为丰富的奢侈品、礼仪用品、珍奇品及古董的拥有者；由于皇帝以“内圣外王”的身份出现，被人为地推崇为全社会伦理的最高典范，这样皇室又成为祖先、民族、国家象征物的最大收藏者。

人类收藏的动机与目的是多方面的。对于源远流长的皇室收藏，它不仅是“宜子孙”的一笔宝贵财富，也不是只供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强烈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皇室收藏文物，更重视这些文物所寓有的某种至高德行的涵义，认为它的聚集可被视为天命所归的象征。因此，新的王朝接受前朝的旧藏，表示着它继承前朝的天命；或者如有的研究者认为，皇家收藏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确定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故宫的收藏，可以上溯到宋朝，至今已有千年历史，而所收藏的文物，则反映了中华5000年的文明史。宋代宫廷收藏宏富，靖康之乱，图籍、书画宝器，悉归于金；宋高宗南渡，迁都临安，又积极搜集。南宋灭亡，临安未遭兵革，元相伯颜派郎中董祺将南宋收藏由海运到大都，即今日的北京。元为明所灭亡，明将徐达将元内府所藏，全部运到南京；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后，这些宝物又由南京运到北京。明代亡国，这些宫廷藏品又悉数为清所得。见于著录中的很多古代文物早已散失，但也有不少珍品几经聚散，历尽沧桑，保存到今天。例如，晋王珣《伯远帖》、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韩滉《五牛图》、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等著名书画，都曾载在《宣和书谱》、《宣和画谱》或《石渠宝笈》中，现仍藏在故宫。这部分藏品是中国皇家收藏传统的延续。

皇室收藏与王朝命运的紧密联系，这些藏品成为皇权的象征。因而清宫旧藏文物本来就具有国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