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批判

1974年1月30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的评论员文章。由此对于安东尼奥尼的批判如暴风骤雨般而来。批判安氏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仅1974年2月和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

“对于中国人民在“文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不屑一顾，而是偏重于捕捉日常生活场景。”这可以说是当时国人批判安东尼奥尼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一系列批判文章中就提到“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样子拍了一些，最后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等等诸如此类。安东尼奥尼的名字甚至被编进了儿歌之中。

■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

在1974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安排在威尼斯最好的凤凰剧院上映。由于中国政府向意大利政府施加压力，被迫在另外一家影院放映。出乎意料的是，正要进入影院的安东尼奥尼被突如其来的一大群观众包围住了，面对这一切，安东尼奥尼有口难辩，不仅不被中国人接受，而且在自己的国家也受到攻击，并被指责“背叛了中国”。

事实证明，30多年前对安氏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文化隔阂与碰撞，不如说是一种建立在极左思潮之上的误读，也一定程度暴露了中国人在长期封闭之后过度敏感、甚至狭隘的国民心理。相反，从《中国》中无比宁静和悠闲的生活景观里，很多观众觉得，它对“文革”时代的展现竟然有着“美化”痕迹。（据《外滩画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北太西李宏宇张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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