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

■中国，西方人眼中谜一样的国度

1972年的中国，还处于“文革”后期极度的封闭状态，安东尼奥尼的行动仍然受着极大的限制。

于是，作为一个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中国观众，一眼便可以看出什么是安排给外国人看的内容：那些学校、工厂、幼儿园、包括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

当然，摄影机有它神奇的一面，镜头有自己的逻辑和目的地。于是影片中不时出现这样的“裂缝”：在河南林县的某天，安东尼奥尼他们发现一行人行动举止异常，于是他们举起机器跟了过去，结果来到一个自发的集贸市场，人们在那里做起了买卖，这在当时是违法的。这个小小的市场有点紊乱，货物参差不齐，人们脸上流露着明显的不安，这与另一组镜头中北京某大商场的琳琅满目、肉类和各种时鲜蔬菜堆成小山的盛况，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屏幕上看，拍摄过程中“陪同”和“安排”的痕迹显而易见，但安东尼奥尼也在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作自己的思考。他的一些评价或许会令今天的中国略感难堪：“在这个国家中，我知道人民以前生活在极其不公正的封建统治下；而今天，他们在一天一天地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公正。贫穷决定了一种有骨气的生存的可能性，使人变得祥和，比我们更富有人性，甚至它接近我们的人文主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