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太太1937年12岁时因被强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几次结婚都没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觉得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战争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态，包括她一生经历都是口述历史的最好材料，“国外的大屠杀幸存者口述中，不仅重视屠杀现场的记录，更重视幸存者此后的经历，那样更有价值”。

另一名让张连红流泪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对象，因为她没看见丈夫死亡。随着细节化的调查深入，他发现，不仅这名妇女此生不幸，她生下来就没有父亲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视，“难怪国外的幸存者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杀的阴影确实会一直存在这个家族身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来越少了。”

张纯如的启示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学老师杨夏鸣第一次见到张纯如，“她当时只有26岁，很年轻，我看见她的时候觉得很惊讶”。

杨夏鸣是应朋友邀请为张纯如做翻译。之前，杨自己虽然知道南京大屠杀，但相关知识还不如张纯如丰富。张来之前已经做了相当准备，几百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一编号，而关于东京大审判的材料则有几千页之多。

现在杨夏鸣正重新翻译张纯如那本著作。翻译过程中，他不时回忆张纯如与自己探访幸存者的经过：“南京最热的20多天里，我们带着录像机，拿着好不容易得到的10个人名单，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状况之恶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里只有6平方米，我们找到她时，她正在房间里用一小盆水洗澡”。杨夏鸣还记得看见这些场面时自己的感受：“这些幸存者一直被当作政治工具，需要时候拿出来使用，可是没人真正关心她们的生存。”而张纯如看了之后，更是抱着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后不会再写作，而是要花时间学法律，为这些人打官司，“那时候我听了很惭愧”。

张纯如把她采访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记录在书中，一个人往往占几页篇幅，“我翻译的时候还在想，怎么有那么多”。但把采访的录像带拿出来一对照，“发现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记录，她一点都没有渲染”。在这些录像带里，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脱下来，让张看他们身上的伤口，8岁时被日军强暴的夏淑琴回忆自己被杀害的母亲和两个姐姐时，把裤子也脱下来，展示自己的刀伤。杨夏鸣说:“有个美国历史学家批评张是带着感情来写作的，我重新看这些录像带，觉得在刀伤面前，不带感情写作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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