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舍“命”告御状

“文革”后期，北京红墙内的斗争空前激烈。文艺界的形势——特别是毛主席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使姚雪垠大受鼓舞。他给江晓天写信，询问中青社何时复业。江晓天便找一个出差机会去南方，返程路过武汉时去看望他。两个好朋友关起门来，说了许多悄悄话。

回到北京，有好朋友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段话：“文化部是一个大行帮，百花齐放没有了……”———“小道消息”说这是毛主席在批评文化部，老人家对“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的局面很不满。江晓天兴奋起来，他立刻提笔给姚雪垠写信：

最近有个想法，供你参考：可以给主席写封信，报告《李》稿的写作情况和你的愿望。所传主席对一卷说的话，虽尚待了解确切，但看来是有这回事，说明伟大领袖对《李自成》一书是关心的。你已近高龄了，虽然健康状况较好，但要完成五卷，还是抓紧时间为好……

江晓天的建议显然为姚雪垠打开了一条思路，但这样的信一旦写出去，能到达收信人手里，问题就可能获得彻底解决；万一落到江青、姚文元手里，那可就是灭顶之灾！姚雪垠一夜无眠。次日凌晨，他写了两封信。第一封给江晓天，表示他将慎重考虑江晓天的建议；第二封信给茅盾先生，就《李自成》第二卷出版遇到的难题和中青社的复业谈了自己的看法。

御状可以告，但需要一个绝对可信又有能力传递的人来传递，终于，姚雪垠想起了一个熟悉而亲切的名字———宋一平，原是中共武汉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对姚雪垠的创作一直非常关心。他于1965年调到北京，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不多几次接触，姚雪垠便认定他是极富人情味的领导，更是一位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武汉关的钟声远远传来，报告着1975年10月8日的黎明。姚雪垠披衣坐起，一气呵成两封信。一封给宋一平，一封给毛泽东主席，两封信装在了一个信套中，为慎重起见，姚雪垠希望给毛泽东的信能先经宋一平审读。很快，宋一平回信了，建议姚雪垠在信中具体提出请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他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主席手中。

姚雪垠喜出望外。他特意找到能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朋友龚啸岚，把致毛泽东的信稿交给他，请其代为抄在上好的宣纸信笺上。信中写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解放后，我在您的思想教育下，立志以李自成为主人公，写一部反映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长篇小说，书名就叫《李自成》。《李自成》第一卷于1963年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呈一部，表示对主席的无限敬爱，也表示是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开始做出的一点成果。1966年夏天得知主席看过了这部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多次感动得热泪奔涌，下决心更加勤奋学习，改造思想，力求将这部书完成得较好，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大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原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负责同志虽然表示愿意将《李自成》继续出完，但该社能否复业，何时复业，至今音信渺茫。全国读者都需要读文学作品，也渴盼《李自成》第一卷早日重印，以下各卷能快点出版……请求您将《李自成》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批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