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书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作者联系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他指出:

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天，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样，他就把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了起来。

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说，“我非史学家”。这表明他在用一种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到柳条湖的铁路边去凭吊当年引发“九·一八事变”的爆破现场；他到卢沟桥凭吊“七七事变”发生的现场，在宛平老城的城墙上细看那多处的弹孔，那个历史性的夜晚留下的痕迹；到了柏林，还要到远郊去看看威廉皇太子的塞西林，这里曾经是举行波茨坦会议的会场……当年太史公，为了著作他那不朽的《史记》，不也是到处奔波，凭吊历史现场，访求遗献的么。李辉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新闻记者和史学家本来有相同的基因。记者写的，是此刻发生的新闻，到了后世，就是历史资料了。在二十世纪，留下了重要历史著作的，像梁启超、王芸生、黎澍、李锐，就都有个当记者的经历。当李辉有了更多更好的著作之时，他当然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史学家了。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  李辉著  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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