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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和板垣曾被大肆吹捧，就证明他们罪大恶极，强有力的证据终于浮出水面
有一天，检察组一名成员灵光闪现，提议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去寻找两人的罪证。尽管他知道，日军临败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总还是会有遗漏的。这个提议让一向沉稳而不露声色的倪征燠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谁能掌握日军最核心的机密，不就是日军自己嘛！此时的陆军省档案库已被盟军驻日总部封存，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在征得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同意后，倪征燠和他的同事们进入了日本陆军省档案库。但当他们面对如山般浩繁卷帙时，不免愕然。要想在成堆的一张张薄纸中寻找土肥原和板垣的犯罪证据，如同大海捞针。并且检察组成员中只有两人通晓日文。仅仅依靠他俩，又怎能在短时间里通读完所有文件。时不我待，所有人都一头扎进了文件堆中。倪征燠等不懂日文的就从与中文相似的日文字中、文件类别和标题中，一份份筛查。
由于长时间在一行行细密的日文字中搜寻，倪征燠原本近视的眼睛异常疲劳，于是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就摘掉眼镜，闭闭眼睛，揉揉太阳穴。但就在这种情形下，他仍然耐心细致地筛选着文件材料，不放过每一个可疑点。这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事后经粗略统计，倪征燠他们过目的有日本内阁、陆军省、外务省的现存材料，其中包括御前会议文件、内阁会议文件、五相会议文件、关东军报告和动员令、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件、汪伪档案等等，甚至还有大量的旧报纸。他们没日没夜地摘抄、翻译、整理，只吃简单的三明治，喝白开水。
在很多档案里，倪征燠都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板垣和土肥原被大肆吹捧。倪征燠认为他们越被吹捧就证明他们罪大恶极。比如，在陆军省里的一份驻华日军的报告中提到，许多被替换回国的日本兵在回到家乡后，吹嘘他们如何杀害中国百姓，如何强奸，如何抢劫。写这份报告的军官无非是想借此表明他们在中国如何神勇，如何被中国人所恐惧。然而就是这样的报告，却正好成为倪征燠所需要的强有力的证据。板垣和土肥原在法庭审理开始时，个个声称“不认罪”。如今在这些他们自己的文件、报告面前，看他们还将怎样狡辩！
土肥原和板垣在有力的证据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他们俩最终被送上了绞刑架
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的第三阶段开始。
在法庭上，倪征燠面对土肥原所提供的证人——土肥原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时，拿出在陆军省档案库找到的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提交给了法庭。这张报纸的其中一页这样写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这一证据正好驳斥了爱泽诚所说被告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老实又坦白的证词。
在板垣的证人——1938-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作证说板垣在任陆相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人无不良之举之时，倪征燠拿出一份山胁于1939年2月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通令。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并明令禁止传播，其中就有这样的内容：“作战军人如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面对自己在通令中“承认”的板垣在任陆相期间日本军人的残暴之举，山胁无话可说。
在板垣的自辩阶段，为了对付一言不发的土肥原，倪征燠拿出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在法庭上步步紧逼板垣，迫使板垣当庭指认土肥原，挫败了土肥原以沉默对付法庭的策略。
就这样，倪征燠运用高超的诉讼技巧和千辛万苦找来的有力的证据，彻底击垮了被告的辩护防线，最终促使包括板垣和土肥原在内的7名战犯走向了绞刑架。
中国检察组赢了！中国人民赢了！许多年以后，倪征燠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记，历历在目，既有辛酸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写到这里，我已泪水盈眶，不能平静下来。” (中国国防报／李伶伶 摘编自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他将战犯送上绞架：国际法院法官倪征燠》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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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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