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与民生公司虚报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

卢作孚之所以在宜昌大撤退前“迟迟不开辟短途运输”，主要是因为他有“排斥外省轮船进川经营的思想倾向”？　

“与民生公司实现投资合作的企业，总体来说，其西迁入川较为顺利”；没有与民生投资合作，西迁入川就不顺利。果真是这样吗？

今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黄振亚著《长江大撤退》（以下简称黄著）一书。我们有感于其封底所言：“水运档案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敦刻尔克’的全新实录”，特拜读了此书。然而读后却发现，该书有关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不少篇幅行文轻率，蔽于偏见，违背事实之处甚多，距离封底这一说法相当遥远。

所谓“中国的敦刻尔克”，是指1938年10月底到1939年初，卢作孚在宜昌指挥的紧急抢运。那时宜昌积压了大约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和9万吨以上的待运物资（其中大部分是兵工器材），而枯水季节已经临近，长江上游的中水位只剩下40天左右了。形势万分紧迫。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又兼民生公司总经理的卢作孚，此前已多次去过宜昌，并且把民生公司的一位干部童少生派在那里主持工作。10月23号，卢作孚再度飞到宜昌。此时他见到的景象相当混乱：“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止，都塞满了交涉的人们，所有各公司办理运输的职员，都用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复相互责骂。”。面对这种紧急状况，卢作孚当机立断：“商由船舶运输司令部召集会议吁请‘停止交涉’，以便‘办理运输’。”并立即组织民生、招商、三北等各轮船公司负责人、驾引人员和宜昌港的技术人员彻夜开会，制定出40天内突击运输的详细计划。“一天之后，24艘轮船（其中22艘属于民生公司——笔者注）便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与川江各港站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突击抢运拥塞在宜昌的物资。”（《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10月）紧急征调的众多木船也参与进来。接着，卢作孚又亲自组织分配轮船舱位、实施分段运输方案和整顿码头秩序，“尽量做到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时间，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或枉费一个钟点。”宜昌两岸码头通宵作业，工人的歌唱，汽笛的鸣叫，起重机的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苦战四十天，这场大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又战二十天，基本扫清两岸的堆货现场。著名爱国人士晏阳初先生称这次关系抗战命运的撤退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认为“其紧张或与‘敦刻尔克’无多差异”。上述史实已在当时和现今的多部书籍和多个媒体上作过介绍。

说来也许令人吃惊，黄振亚先生直到“2004年秋，初稿基本完成时”，还坚持认为，卢作孚在宜昌大撤退期间根本没去过宜昌，否定了卢亲自指挥这场大撤退的基本事实。用作者自己的话，叫做：“没有一份档案资料能说明卢作孚在宜昌亲自指挥。”（335页）成书前不久，由于“偶然发现”了民生公司档案中卢作孚“指挥宜昌抢运”的一批电报稿（336页），他才“相信”卢除了有几次飞回重庆开会，并很快返回宜昌以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宜昌坐镇指挥。可见黄先生此前先入为主的成见或偏见，已在何等程度上影响到他的撰述。作者有了这个“发现”原本是件好事，可惜他并未以此为契机，认真钻研史料，真实再现这场名扬中外的成功大撤退的历史原貌，却仍然让偏见在书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尤其令人不解的是，黄著竟抓住一些战时统计资料的缺漏和误差做文章，对宜昌大撤退中的运量，甚至对卢作孚的诚信，提出了难以成立的“质疑”。

何来“剩兵工器材近2万吨”？

卢作孚曾在1943年出版的《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民生实业公司》中记述，在1938年10月下旬宜昌抢运前，这里堆积的各类待运器材约为9万吨，经过40天抢运，运出了三分之二，其余部分也在此后的20天运完。原话是：“……四十天内，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三分之二。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的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星废铁抛在地面了。”黄著在第128页却说，两个月抢运，宜昌仍“剩兵工器材近2万吨”；331页上谈到重庆的起重趸船时又不相干地再次故意重复这类语言。奇怪的是，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握有档案的黄先生，这时却始终没有举出任何档案来为自己的立论作证。他既未向读者交代这一说法的来源或根据，也不能说明这新冒出来的2万吨器材究竟是何时运到宜昌的，属于何单位的物资？而2万吨不是小数目，尤其是兵工器材，搁上两个月不加理睬，军方也会就此提出指责。正好，我们在黄著第133页读到了转述的军方的一份验收报告：“据该部（指船舶运输司令部——笔者注）副司令吴嵎在12月25日召开的疏运军品审查会议上的报告，从11月11日至12月20日4旬内，共从宜昌运出43000余吨。此数字未包括12月间木船运输量。待运军品器材还有2万吨左右。”这个材料清楚说明：第一，宜昌港如从11月1日算起，大小轮船加上木船运量，并采用分段运输办法，前40天运完6万吨和后20天运完近3万吨的军品和民用器材，是有合理根据的；第二，黄著所言两个月后“还剩2万吨兵工器材”，显然是最初待运的9万吨之外后到的货物，因这两个月各地器材运往宜昌的情况并未终止，再累积两万吨器材也是可能的。

黄著从张守广著《卢作孚年谱》所引1950年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第二次业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截取“那40天中实际运的是26000吨”半句，来“推断”卢作孚“似有改正过去所说40天运出三分之二（相当于6万吨）的意思”。（134页）其实，卢作孚所说的26000吨，指的是民生公司自己在最初40天的运量，不包括其他轮船公司及木船的运量，也未提到后来20天的运量。他在会上讲这段话的目的，是针对解放初民生公司管理不善，举例说明宜昌抢运时民生公司加强管理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决无“改正”40天运出三分之二（相当于6万吨）旧说的意思。他的原话是：“我们会议时的预算是，从1938年11月1日到12月10日那40天中，我们可能有运输能力14000吨，但是因为一切都上轨道，都有规律，都依照计划，就是中间最困难的几项都能够执行，就办到了那40天中实际运的是26000吨。”（《卢作孚年谱》，重庆出版社2005年8月）这里所谓“实际”，是与民生公司“可能有”的运输能力相对而言的。黄著却故意断章取义，将它曲解为与莫须有的“虚数”、“假话”相对而言，试图以此“证明”卢作孚与民生公司当初的说法是撒谎。这样做实在有点不择手段。还须指出的是，民生公司在川江的轮船全是客货两用，所以在抗战时期，不但抢运了大量军、民用物资，还抢运了众多人员。据《民生公司史》统计，仅在1938年，民生公司抢运出川抗日的部队共30余万人，弹药4600余吨，辎重487吨（176页）；在抗战开始后的9个月中，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旅客共约64000人（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