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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赵欣伯出尔反尔,把本来写好的证据烧毁了,寻找证据之路徒增变数
接受任务后的倪征燠并不急着奔赴东京。他知道虽然向哲浚等人已经在国内寻找过证据和证人,但仍然不愿放弃。他想再争取一下。
1946年岁暮的一个早晨,倪征燠带着一份写有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汉奸的名单与助手一起搭飞机,满怀着希望从南京直飞北平西郊机场。倪征燠认为最了解日本人的,甚至手中掌握证据的,最有可能就是汉奸。
等到他们经过一路颠簸来到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1监狱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虽然此前监狱方面曾暗示这几个汉奸,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合作,揭露土肥原和板垣的累累罪恶,或许可以因为悔过表现而减轻刑责,但是思想顽固的汉奸梁鸿志和王揖唐却假装昏迷,不肯合作。
赵欣伯倒是很愿意配合。对于倪征燠的问题,他积极作答,并不隐瞒。当倪征燠试探着要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自己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很意外的顺利有的时候反而是不正常的。就倪征燠对赵欣伯的了解,他不应该如此坦诚,何况他也是学法律出身,一向严谨轻易不留下痕迹,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同意留下白纸黑字呢。说得好听一些,这些东西可以作为指控板垣和土肥原的材料,但反过来不是一样可以成为他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果然,当倪征燠再次去见赵欣伯时,赵欣伯已经变了。他当着倪征燠的面,将写好的材料投入火炉之中。熊熊大火消蚀了倪征燠心中仅存的一点儿希望。
面对这样的情景,倪征燠的心战栗了一下,但他未露声色,只是扶了扶眼镜,转身就走了。不过,他很想知道赵欣伯转变的真正原因。原来,如倪征燠所料,赵欣伯本就对书写材料就能减轻他的罪责抱怀疑态度。在写材料期间,他又不知从哪儿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日本人又要东山再起,他们这些人又能纵横天下了,所以他烧毁了证据。
北平取证受挫,尽管是在倪征燠意料之中,但他多少还是有些失望。没有更多的足以应对辩方律师们如狼似虎疯狂质问的证据,又怎能让刽子手们走上绞刑架呢?好在他也并非空手而归。临离开北平前,倪征燠在相关人员的介绍安排下与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见了一面。张佩兰向倪征燠描述了板垣和土肥原指使他人杀害吴佩孚的经过。张佩兰的证词是他在北平获得的唯一一份证据。也是这份证据,成为他日后在东京法庭上反诘板垣的有力武器。
1947年2月,倪征燠带着这仅有的一点儿证据抵达东京。此时,法庭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倪征燠的计划是在第三阶段,即被告人答辩时出庭反诘并见缝插针地提出新证据。但就针对土肥原和板垣而言,倪征燠手中的证据除了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还稍稍有力外,其余的证据均不具针对性。为了不让这两个刽子手逃过,中国检察组成员们一次次开会,一次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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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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