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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状挨批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有严格作息时间。
学员还有一项更为艰苦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输到位，距离虽只有2000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这艰苦的劳动，无论在心理还是在生理上都是对学员们的严峻考验。
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革大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对于邓蜀平这个学员来说似乎是更难以承受的。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他为人爽直，办事认真，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傲视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味道较多的学员，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傲视甚至厌恶，同他们说话往往是态度生硬，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近乎粗暴的训诫。每当这时，我们便会看到邓蜀平的表情尤其复杂，在无奈中还隐含着某种抗拒的心态。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并臣服于四川军阀统治之下，这位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
然而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处于颐指气使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
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同志，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同志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校长不但没有“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
刘伯承校长当时对他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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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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