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冲这个名字，对于建国以后江苏和南京的干部群众来说，无疑是家喻户晓的。彭冲在这里工作了二十余年，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等职。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后，指派彭冲与苏振华、倪志福一起赴上海去接收党政大权，去稳定局势，恢复生产，揭批“四人帮”及其余党，支撑一方大局。彭冲在上海的四年，是风雨雷电的四年———紧张、热烈而带有惊险色彩。

急派中央工作组，彭冲受命赴上海

1976年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在北京被拘捕。这四人中，王、张、姚三人均直接来自上海，江青也同上海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粉碎“四人帮”后的诸端大事之中，接收上海和解决上海的问题，自然处于极端重要而紧迫的位置上。中共中央在1976年10月18日晚上通过电台宣布了粉碎“四人帮”这一令世界震惊的消息，而从10月7日开始，就分批把各省、市、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召到北京去“打招呼”了。彭冲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第一批被召到北京去面谈的。整整20年后的1996年10月，他是这样回忆这一段往事的：

1976年10月7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桌上的保密电话机的铃声响了。拿起听筒，里面是中央办公厅一位平时很熟悉的局长的声音，话很扼要，但有点严肃。他说：“中央请你马上到北京来，是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决定的。接你的专机马上就到，请你不要离开办公室。”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什么也没有多问，就搁下了电话。当然，心中的纳闷是有的：中央相召这么急，不知又出了什么事。到飞机场一看，才知道同被召去北京的还有廖汉生、丁盛同志，他们当时是南京军区的政委和司令员。到了飞机上一看，已经坐在机上的还有马天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主持工作）和周纯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原来专机是从上海飞过来的。马天水一见面就问我：“去北京有什么事？”我说：“我还不跟你一样？”他就不吭声了。

到了北京，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们很快就被接到西山开会的地方，中央的领导同志都已等在那里了。10月7日晚上那一次谈话，中央的同志向大家强调了把“四人帮”抓起来的必要性，更多的是讲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不满和批判，说明办这件事是必要的，也是有根据的。于今来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强调无疑是正确的，这才有利于统一认识，稳定大局。

我们听了都很振奋，长在我们党身上的毒瘤终于被开刀了，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我们几人都表示拥护。

中央第一批打招呼的是四个省、市（江苏、山东、湖北、上海）和三个大军区（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

这个“打招呼”会议在10月8日又开了一天，是各省、市和各军区的人发言，对“四人帮”进行揭发和声讨，气氛极好。10月9日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人又找我们和南京军区的四个人谈了一次。我们是10日中午被送回南京的。

彭冲于1976年10月13日又有第二次北京之行。他说：本来以为无非是中央对揭批“四人帮”再作进一步的部署罢了，哪里知道，这次是中央要把我们三人（苏振华、倪志福）紧急派去上海，接管上海，商议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大计。

当时中央政治局对解决上海问题的方针是两句话：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中央交代我们：中央工作组到上海的任务，就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阶级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事务里去。具体事务让现在的职能机构去搞。有人如果乘机捣乱，破坏生产，破坏革命，你们查他们就是了。

在会上讲得最多的是叶帅，他虽已79岁高龄，仍头脑敏捷，侃侃而谈，条理清晰，最能抓住要害。叶帅强调解决上海问题的重要性：上海是“四人帮”的发家之地，经他们多年经营，势力日见坐大，盘根错节，情况复杂。上海又是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最大的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均有举足轻重之势。叶帅强调去上海的方针是稳住局势，稳定人心，恢复生产，抓住揭批，取而代之。叶帅再三强调：上海稳住了，全国就稳住了一大半，就是为中央分忧。叶帅这番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几年的实际工作，我们一直以此作为指导思想，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在10月13日晚上的会议上，中央决定任命苏振华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以这样的头衔任命苏、倪、彭三位，自然是为了以高屋建瓴之势夺去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在上海曾经有过的兼职，并足以压倒“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实现中央对上海的领导。但这项任命直到10月20日才正式发表，这是因为中央在选择一个时机。中央要以最恰当的时机来鼓舞士气，支持群众，打击敌人。

工作组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

1976年10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的北京厅，由苏振华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除倪志福、彭冲参加外，又增加了如下几位：林乎加，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严佑民，时任公安部副部长；车文仪，时任海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毛联珏，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秘书长。

这几位都是中央工作组的领导成员，将分工掌握上海一个系统的运动和生产，后来都成为上海新市委的副书记或常委。中央工作组还有一位领导成员陈锦华，时任纺织工业部计划司司长。他已先被派往上海，以了解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最新活动情况。

苏振华在会上郑重地告诉大家：“四人帮”虽已被拘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余党的手里，而且正在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要影响全国。所以，中央决定立即派出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收党政大权，此事十分紧迫。请各位稍作准备，立即赶去上海。

尽管当时中央要处理的问题很多，要向各方派出得力人员的需求量很大，向上海派人还是得到了中央和国家各部委的大力支持。被派往上海的干部虽明知那里的斗争将十分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但仍以参加中央工作组为荣，得到通知后立即奔赴新的岗位。

中央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组，计有省部级干部17人，司局级干部58人，阵容强大，堪称“卧虎藏龙”。在他们之中，当时只是一般干部和年轻人的，后来许多人很快成为党和国家机关的骨干，成为部长、驻外大使或部级企业的总裁、总经理。有的当时是司局干部，后来被推选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人于10月19日傍晚乘坐海军的专机飞抵上海。林乎加、毛联珏、车文仪等在组织安排其他人员以最快速度赶赴上海后，同机抵达上海。“四人帮”余党蠢蠢欲动，但并未“天下大乱”彭冲从到上海的第一天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复杂混沌的世界，这是“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复杂世界。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一行14人乘坐的海军专机于10月19日下午6时左右飞抵上海虹桥机场。机场一片沉寂，正处于严密的戒备状态。飞机落地已经十余分钟了，还没有一个机场工作人员趋前过问。正在这时，海军驻上海部队的一个车队飞快地驶进机场，一字排开停在专机旁边。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走下车来，登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并说：“苏政委，我们接你们来了，迟到了一步，对不起。”苏振华的眉结舒展开了，向倪志福、彭冲微笑了一下，招呼大家说：“同志们下飞机吧！”

在机场候机室里，早已有两个人在等候：一个是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一个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两人走上前来，对苏振华说：“请问各位首长，是路过上海呢？还是到上海有事？”穿着海军制服的苏振华面色严峻地说：“我们没有通知你们，你们怎么会知道，跑到这里来的呢？”两人还想说点什么，苏振华一行不作理睬，登上海军驻上海基地的车子，飞快地走了。他们第一次抵达上海的这几天，是住在海军上海基地的招待所。在这里，他们将摸一摸上海的脉搏，然后制订接收上海的各项计划。

原来，中央工作组第一次飞抵上海的事，当时中央没有通知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主持下的上海市委，而是直接通知了海军上海基地，因为粉碎“四人帮”这件大事还没有向各级正式传达和向全国公布，中央还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中央工作组开进尚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控制下的上海还有风险，尚须一定时日保密。

可是，没有得到通知的上海市委警卫处居然抢先一步进入机场，可见“四人帮”在上海余党当时获得信息之快、掌握交通枢纽之灵了。而其时，正是“四人帮”上海的余党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关键时刻。彭冲事后谈到机场这一幕时说：“这一幕有点惊险色彩。但对我们几个老兵来说，会上这些小把戏的当吗？谈何容易！但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赶到机场同我们照了面，说明他们的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抵达上海的当天晚上，就找当时尚在主持上海市委工作、六天之前在北京听了中央“打招呼”之后回沪的马天水谈话。谈话是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一起谈的，要马天水汇报从北京回来以后做的工作和现在的思想认识。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神态从容，主要是听，也插一点话；马天水则精神紧张，讲得结结巴巴。这颇像一出当代的“三堂会审”。同马天水谈完，接着就找王秀珍、徐景贤来个别谈话，还是“三堂会审”。同马、徐、王逐个谈完，已是10月20日的凌晨5时了。每谈完一个，当晚就由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秘书分工向中央办公厅汇报谈话情况。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还分别会见了王一平、韩哲一和先到上海了解情况的陈锦华等人，了解“四人帮”上海余党的活动情况，也了解上海干部群众的认识和动态。

中央工作组如此紧张地工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中央工作组抵达上海之前，“四人帮”上海余党正在酝酿发动一次与中央相对抗的武装叛乱。

马天水是在1976年10月7日上午接到北京通知，而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一起到中央开会的。对这个通知，包括中央直接通知周纯麟而不是通过他转告，马天水与徐景贤、王秀珍当时就议论过，觉得“不正常”，特别觉得开会内容“太不摸底”。以往马、徐、王他们去北京开会，事先总会得到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预告，这一次为什么“中央首长”一点招呼也不打呢？他们往北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住处一个一个挂电话，或没有人接，或联系不上，不免有恐慌之感。

马天水到了北京，听了“打招呼”之后，已为纪律所制，不敢与上海联系，使得留在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与马天水又失去了联系。可是，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几个小人物正以各种暗语向上海报告“四人帮”出事的消息。有人在北京给王秀珍通电话时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有人给徐、王打电话说：“我娘心肌梗塞！”这些推波助澜的小道消息，促成了“四人帮”上海余党在10月8日这一天有如下行动：

10月8日下午2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及其他几个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康平路小礼堂（中共上海市委所在地）举行紧急会议，分析北京的情况和各路消息，肯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北京发生了宫廷政变”，讨论“上海怎么办，要有紧急部署”。

10月8日下午3时，徐景贤、王秀珍以在沪主持工作的市委书记的身份，向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号称有百万民兵）负责人和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发出指令：“一切行动由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

10月8日下午4时，徐景贤向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负责人下了三条指示：（1）中央如发出有关新闻，你们要先报告市委；（2）要继续宣传“按既定方针办”；（3）要立即加强电台、报社的警卫。徐景贤还向他们讲了一个事例：当年苏军出兵捷克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指挥，对别人的指令都不听。此时举此例的真意不言而喻。

同一天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骨干朱永嘉赶到以上四家新闻单位逐一布置任务：布置《文汇报》，“如果他们（指中央）发来某某反党集团的消息，我们不登，我们登出《告全国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跑到《解放日报》命令，“假如《人民日报》登了那类消息（指粉碎‘四人帮’一事），纸型来了，你们不要印”；要求广播电台：“不要理睬中央的通知，照播《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歌曲，不要转播中央电台的消息，广播上海‘两报’的文章”；还规定，电台、报社听他指挥。朱永嘉在名义上虽然不过是写作组组长，“文革”中却是上海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与张春桥、姚文元有单线联系，取得张、姚的绝对信任，掌握上海舆论大权，甚至压过了徐景贤。因此，他在发动武装叛乱以对抗中央的问题上有疯狂的信念，已经制订了“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文元”和“一月革命风暴万岁”等口号，准备印发《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文章，妄图拉出民兵，拿起武器，负隅顽抗，“打一个星期，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 在徐景贤这边，10月8日晚上果然下了这样的手令：“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2500人集中，3．1万人值班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同时下命令调集公安干警1500人，动用各种枪支2万余支，子弹数万发，汽车、摩托车225辆，架设应急电台15部，并确定了指挥位置。

10月9日他们又紧张活动了一天。最大的动作是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开了10个区、5个民兵师的“紧急会议”，以“加强战备”为名落实徐景贤的手令。

黄浦江畔，群魔乱舞，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正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蠢蠢欲动的关键时刻，10月9日下午，中央紧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也到北京开会，这样，马（马天水在10月7日被召到北京以后，一直未回上海）、徐、王三人都被留在北京洗了三天脑，从而使“蛇无头不行”，打乱了他们妄图武装叛乱的计划。同时，上海警备区根据中央军委的通知，指示所属驻军“严防内潜外逃”，密切注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的行动。10月10日以后，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经由种种渠道逐步传进上海，涓涓细流温暖了千万人的心田。上海滩很快就沸腾起来，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